邮票里的麻醉历史（二）：针刺麻醉
几天前，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授予先驱性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的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这使得“中医药研究科学”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屠教授在得知获奖后也表示：青蒿素的发现灵感来自于中医古方典籍，它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的礼物；而李克强总理更是在随后的贺信中写道：这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就出现过一阵对“传统中医药”探索和利用的热潮，也曾引起过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为了宣传“中西医结合”当时在不同临床领域取得的成绩，1976年4月9日，中国邮电部还特地发行了一套主题为《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的特种邮票，其中3枚内容分别为断肢再植、中西医结合小夹板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针拔术治疗白内障，而另外一枚的主题就是与我们麻醉医学相关的“针刺麻醉”。
这枚邮票的画面展示的是一台正在进行的“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麻醉医生、外科医生、体外循环师各就各位、各司其责，而与我们印象里常规心外手术的场景最大的不同在于：麻醉医生并没有操控和管理麻醉机、监护仪等设备，而是将多根针灸银针分别扎刺在患者的头、上肢等不同部位，为患者实施的是特殊的“针刺麻醉”。患者没有被气管插管，也没有接受任何吸入麻醉药物；银针连接的电源盒提供着持续的低频、低强度电流，患者在手术进行中完全清醒，表情上没有丝毫的痛苦，好像还在与麻醉医生说着些什么。
“不可思议，太伟大了！”“绝对不可能！”“创伤如此大的手术怎么居然能在这样简单的麻醉下完成？” “麻醉医生是怎么做到的？”……几乎所有见到这个场景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好奇和疑问，特别是具备一定临床知识和生理学知识的人其内心里怀疑的成分更大！那么究竟什么是“针刺麻醉”？是什么原理让它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为何几十年后它却在临床麻醉中几乎销声匿迹了？今天，不妨让我们透过这枚小小的邮票回溯一下它曾经的历史: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开始应用针灸方法消除或减轻各类疼痛，而针灸术跨进现代外科手术室的大门，却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1958年，在“古为今用、中西医结合”医疗方针的指引下，西安、上海等地的几所医院把“针刺麻醉”首先应用于外科手术，并且取得了成功，从此掀起了“针麻”热潮。所谓“针刺麻醉”，就是根据手术部位、手术病种等，按照中医循经取穴、辨证取穴和局部取穴原则进行针刺，在得到了一定的麻醉效果后在患者清醒状态下施行外科手术的一种麻醉方法。到了1966年初，全国已有十四个省市开展针刺麻醉，并完成了八千多例针刺麻醉手术。在经历了最初的奠基时期之后，由1967年进入发展时期，持续到1979年。在此期间针麻临床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如将针刺麻醉用于休克病人、危重病人的手术等方面。
1971年7月18日《人民日报》首次向世界公布中国“针刺麻醉”取得了成功经验的报道，并强调“从针刺治疗到针刺麻醉，是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使历史悠久的中国医药学大放光彩”。特别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被神奇的针刺麻醉手术所倾倒，于是又形成了风靡欧美的“针灸热”。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针刺麻醉的临床特点及适应范围也有所明晰。1980年后，针刺麻醉下甲状腺手术、前颅窝(颅脑)手术、下颈椎前路手术、拨牙术、剖腹产术，陆续通过鉴定。
为了解密“针刺麻醉”的奥秘， 早在1965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当时在北京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工作的韩济生进入了这个全新的领域，他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从针刺穴位能产生镇痛效果的客观事实出发，在整体、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不同水平上证明了针刺穴位可以促进脑和脊髓释放出5-羟色胺、内源性阿片肽等化学物质，从而产生镇痛作用。现在除中国外，从事针麻原理研究较多的有瑞典、加拿大、日本、美国等。随着针麻临床工作的深入，理论研究渐趋活跃。人体痛阈的测定，中枢神经系统的电生理研究，针刺“得气”研究，生化指标测定及动物模型的制作，以及针麻手术时病人的心理变化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从理论上阐明了针刺麻醉的镇痛机理，说明针麻镇痛是有其物质基础的。
但是，“针刺麻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深深打上了“时代和政治”的烙印。在那个政治畸形的年代，针刺麻醉被政治化，担负起向国内、国际宣传“大好形势”的重任。这种宣传事先就被规定为“成就”，置于不容怀疑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针刺麻醉确实热闹了几年，给一些人带来不小利益，但因为它在临床麻醉中所具有的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也确实给医生们带来不少麻烦，给病人带来了相当的痛苦。下面是一位亲身经历过“针刺麻醉”的患者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的真实经历：
“我躺在无影灯下接受小肠疝气手术。麻醉师将几根针刺进的我右耳，再从一个小仪器盒中拽出导线，连接在针上，然后接通电源，我耳朵上的针开始震颤，剧痛钻心。是一种我无法忍受的疼痛。
“太疼了！”我喊叫。
“ 一会儿就好了！”身边的护士对我说。
我听见医生说：“开始吧。”
当刀子切开我的皮肤时，我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叫声，豆大的汗珠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我脸上，刀子每在我的腹中动一下，都给我带来难以名状的剧痛。护士在床边给我朗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还给我看一张别人动手术的照片，她在我耳边说，你看他也是针刺麻醉，他就不叫。
说实话，肚子上的疼还能忍受，耳朵上针灸产生的疼却无法忍受。我起码念了500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还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刮骨疗毒，我觉得我不比关公的毅力差。
人的忍耐力是无限的。从那次手术后，我就坚信这一点。在没注射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在针刺麻醉没起什么作用的情况下，我接受了一次腹部手术。”
患者如此痛苦的经历真的让我们麻醉医生因失职而汗颜，也让医学工作者们不得不从科学的角度正视曾被大力宣扬的“针刺麻醉”其真实的临床效果！抛却科学以外的因素，如今看来，“针刺”是的确可以产生镇痛作用的，但是如果用其来完成手术中的麻醉任务，其诱导慢、镇痛不全、肌松差、个体差异大、效果不确切等众多的缺点使之根本不能达到“现代麻醉”的标准，也不能满足大部分手术的要求。无论对于医者还是患者，“针刺麻醉”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这也是“针刺麻醉”在如今的临床麻醉领域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
是“针刺麻醉”将中医的针灸疗法推向了世界，而自身却陷入了前进的低谷。面对着它大起大落的发展历史，人们不禁困惑和疑问：它是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呢，还是在神经学和麻醉学研究领域才刚刚迈出最初的几步？
邮票上，麻醉医生密切地关注着病人病情的变化。这是迄今为止，麻醉医生的形象唯一一次出现在中国的邮票上。尽管有时代和政治的背景，但它毕竟在那个年代让更多的人看到，手术中原来还有麻醉医生在患者身旁一直地守护，对于我们“中国麻醉医生”这个群体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重读历史，温故知新，小小的邮票也在时刻提醒我们：医学领域要继承创新，更要科学务实；“祛除疼痛、守护生命” 永远是麻醉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天津和睦家医院麻醉科韩宁博士原创投稿 新青年麻醉论坛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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