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翱--庆祝武汉同济医院麻醉科创建60周年
同济医院麻醉科的六十年——六段押韵叙事诗
金士翱 2016 武汉
同济医护告别黄浦，黄鹤晴川安家落户。
跑马场上新建同济，五湖四海团结协助。
六十年来全科医护，刻苦钻研含辛茹苦。
麻醉镇痛急救复苏，得心应手服务荆楚。
格物穷理同舟共济，遇有艰险相互照顾。
饮水思源勿忘尊师，吴老裘老心中永驻。
注：同济医院1955年由上海迁来武汉，于华商跑马场旧址建立新的飞机型现代化同济医院。金士翱遵照老师吴珏教授理念于1956年6月创建麻醉科，得到国内、外同行帮助，在裘法祖教授、院士亲切帮助、关怀下，麻醉科成长、壮大，是全国重点学科。
六十年的回顾——庆祝武汉同济医院麻醉科创建60周年（1956年6月-2016年6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学教研室金士翱
【摘要】六十年前打下基础，荆楚大地初放光芒，文革期间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再显辉煌。 六十年以前的事在脑海中不时出现，好像过去没有多少时间，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把它写出来或许对麻醉科年轻人有些意义。1949年7月上海解放不满两个月，我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第一年我申请在南京中央医院（即1950年改为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工作，我觉得这一年的严格训练，对我日后成长有莫大的帮助。那是一种美国式大型教学医院培养训练住院医师的制度，日后有机会另作介绍。1950年8月我申请回到上海同济医院外科。当时外科正需要培养一名麻醉学科医师，以改善当时同济医院麻醉学落后状态。我被外科主任裘法祖教授选中了，从此走上麻醉学科创业的道路。以下仅根据我的记忆，介绍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麻醉学科的发展概况。因为1985年3月底我卸下了麻醉科主任的职务。
一、麻醉学科开展创业时间（1949-1954年，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位于凤阳路的同济医院是一所典型德国系统，又有美式配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海军医院的一些剩余物资给了医院），进行美式行政管理（林竟成院长等行政管理人员约3~5人）的大型教学医院，拥有病床300张，外科床位约120张。有4间手术室，手术室虽少但工作效率很高。说她是德国系统是因为院内各科主任、教授大部分均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外科则有主任裘法祖教授、副主任章元瑾教授，骨科主任屠开元教授，泌尿外科主任黄正教授、陈远岫教授，口腔、整形外科主任张涤生教授（留学美国）等均是国内知名教授。其他各科主任、教授在国内也极有名望。 麻醉小组未建立前，外科手术主要应用三种麻醉方式：局麻或神经阻滞，腰麻以及开放法点滴乙醚吸入麻醉。偶尔应用静脉硫喷妥钠麻醉或局部喷雾氯乙烷（Ethyl chloride）作冷冻麻醉。这些麻醉的施行、掌握，均由各病房外科医师自行安排。例如，甲状腺大部切除手术采用颈神经丛阻滞合并局部浸润麻醉是所有普外科医师必须掌握的麻醉方法。其优点是手术者手术时可与病人对话，从而避免喉返神经（n.laryngeusrecurrens）的损伤。1948年我在中美医院（即解放后的同济医院）当实习医生，因患急性阑尾炎需作阑尾切除手术，就是由外科蒋先惠医师先给我静脉注射硫喷妥钠，然后施行开放法滴入乙醚吸入麻醉。当时，一般简单的腹部手术多半采取这种麻醉方式或施行腰麻。对于中、大型腹部手术也是这种麻醉方式，那时既无肌肉松弛药，也无人会气管插管，当然更不了解麻醉中的呼吸管理。上腹部手术完全靠加深乙醚麻醉深度和参加手术第三、四助手使劲拉钩以创造手术条件。裘教授施行手术时，给他当助手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但是拉钩要到家。否则，手术中裘教授就会用德语对你大声呼喝“Stielheben（将拉钩柄上提）！”现在回忆起来，这实际上是对麻醉不善致腹肌不松影响手术进行的一个责难。至于用局部麻醉进行上腹部手术是非常困难的。不过，裘教授从德国引进了一种从前侧进入腹腔的内脏神经麻醉法（Splanchnikusanaesthesie），即手术者在给病人先作双侧下胸部肋间神经阻滞和腹壁作皮肤切口的浸润麻醉后，切开腹壁，以带着手套的左手伸入腹腔，于横膈后缘高度手指接触椎体，再以12cm长针沿手套与食指间插近椎体前缘，在腹主动脉左侧注入0.5%普鲁卡因-肾上腺素溶液80~100ml，可将位于此处的内脏神经（Nn.splanchnici）及腹腔丛（Plexus coeliacus或称太阳丛-Plexus solaris）封闭，达到减少牵拉反射的辅助麻醉效果。回忆上述这段经历，旨在提出要想发展外科，首先应加强麻醉学的发展。否则，外科的发展必然遇到极大的困难。1950年，外科建立了麻醉小组，我为组长，由蒋玉新、胡玉明和曹惠贞三位护士负责较大手术的乙醚吸入麻醉，也初步学会使用美国海军的Heibrink小麻醉机。曹小姐是美国回国的麻醉护士，会施行气管插管术。当曹小姐不在时，则去中山医院请来校友胸腔外科钱宗熙医师（我校1947年毕业生）前来同济医院帮助施行气管插管。1954年间又增加护士黄冠瑾，就这样为开展外科手术，麻醉小组凑合地工作1~2年。裘教授对麻醉小组很重视，把外科主任办公室让给麻醉小组作工作室，而他自己却没有办公室。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50年10月，我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后，我们麻醉小组胡玉明、金士翱先后于1950年、1951年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工作。胡玉明一次直接赴朝鲜战场前沿参加志愿军的救护，获司令部授予“小功”，另一次在长春军医大学参加志愿军手术时的麻醉工作，发挥很大作用，获政治部授予“小功”。金士翱则于1951年8月参加上海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大队，赴长春军医大学（即后来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接受来自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伤员作较完善的医疗处理。金士翱受命组织麻醉组，军医大学医院安排郑方医师协助。一天，同时在该院工作的北京整形外科宋儒耀教授对我说，西南军区政委派秘书送来他的8岁小孩因舌头长一血管瘤要进行手术切除。我提出经鼻腔气管插管和咽部填纱条、防止血液进入气管的乙醚吸入麻醉方案，第二天按此进行麻醉，手术顺利。七个月工作期满志愿军政治部对我们麻醉组工作满意，并为我记小功一次。当时我尚未去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但我在1951年时买了吴珏教授编著的《临床麻醉学》，并仔细地作了研读。1952年4月~1953年3月，我去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跟随甫从美国回国的吴珏教授学习麻醉学。在这一年里我不仅学会了一些麻醉学的新知识，也加深了对麻醉学的认识，获益匪浅。特别是麻醉学科每日工作的运作制度以及预防麻醉意外事件的措施印象深刻。回到同济医院后正式建立了麻醉学组，并在医院内办了麻醉学习班，主要培养本院麻醉人员，为日后医院迁武汉做准备工作。上海市卫生局非常支持这件事，并派送上海市二、五、八医院各一人参加学习班；武汉市二医院闻讯后也派专人前来参加。麻醉学组在外科的领导下一直工作到1954年底同济医院迁往武汉的前夕。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们医院麻醉学组的初始成长阶段，打下较扎实的基础。本组工作人员加上参加学习班共有10人。我将中山医院麻醉学理念和麻醉科的工作方式在我组展开，同时也学习国外的经验，严格工作制度和操作规程。在这期间，我们不仅为配合外科开展新手术引用了一些新的麻醉方法，如硬脊膜外麻醉、心脏手术麻醉、单腔支气管麻醉方法等，而且重视麻醉中对病人的观察和管理，没有发生麻醉意外和事故，获得外科的好评。
二、麻醉学科初期发展时间（1955-1966年文革开始，武汉）1955年5月15日武汉同济医院开幕，当时全院病床600张，外科病床位于住院部（即飞机型老住院部）三楼的四个病区，共约160张。外科设两个教研室，即外科学总论教研室和外科学各论教研室，分别由章元瑾教授和裘法祖教授担任主任。麻醉学组归属于外科学总论教研室。麻醉学组人员当时有讲师、主治医师金士翱，住院医师潘恪如、郭灵恩，护士胡玉明、彭定桢、王家淑、钱淑春、万秀珍和李娈娟等9人，其中6人是从上海迁来的。1956年和1957年医学院毕业生马自成、毕好生医师参加麻醉工作，1960~1964年又增加傅南安、王顺琴、饶瑞标、高崇荣、申树先等五位医师，1960年手术室护士梁惠玉转入麻醉科工作，加上外科安排住院医师前来我科短期轮转学习以及省内外送来我科进修学习的医护人员，壮大了麻醉力量。随着临床手术科室的飞快发展，越发显现麻醉学科的重要，在临床手术各科的要求下，1956年6月成立麻醉科，医院任命我任主任。同济医院麻醉科是国内较早建立起来的麻醉学科。自此，麻醉科进入一新的发展时期。当时，我们不仅与外科、心胸外科密切配合进行动物实验，后来还进一步发展武汉四家医院（同济、协和、湖医一院和武汉市二医院）的麻醉科和心胸外科，以我院后期教室（即现在的科研大楼）为基地，联合起来共同进行低温、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的动物实验研究并逐步在临床上应用。
此外，我们还开展许多新的麻醉技术，如连续硬脊膜外阻滞麻醉、静吸复合麻醉、硬膜外阻滞和吸入麻醉的复合应用、支气管填塞导管和Carlens双腔导管用于湿肺手术，中心静脉压（CVP）于某些手术中的测定等，而且还开展低温麻醉的临床应用。正是由于开展了这些新麻醉技术，我们发挥了麻醉学所起的作用，抢救了一些病人，并为嗣后外科开展主动脉瘤切除和大血管移植手术的麻醉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1958年一例急性胸部外伤致胸主动脉破裂病人，心胸外科在我科密切的合作下，应用低温和人工降低血压措施作胸主动脉置换手术获得成功。这在当时是医院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这里我愿意特别提出，同济医院胸外科、麻醉科与武汉市结核病医院密切合作，抢救许多因严重大咯血和大咯脓痰需要立刻进行肺叶或单侧全肺切除的病人。这些病人均在紧急的全身麻醉下快速插入Carlens双腔管作双肺隔离、单肺通气吸入麻醉或合并静吸复合麻醉进行手术，无一例失效。同时，我们还培养了该院麻醉护士杨莉秀同志成为插双腔管的能手。1957年8月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根据中华医学会总会的通知，应南宁分会和贵阳分会的请求，武汉分会由秘书长、武汉市二医院外科主任高有炳医师带队，协和医院骨科专家朱通伯医师、同济医院心胸外科专家邹文彬医师、普外专家夏穗生医师和麻醉学专家金士翱医师参加的医学代表团前去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和贵阳医学院附院讲学及麻醉、手术示范，获得好评。1958年医院病床扩充至800张，其中外科病床约250张，增加了麻醉科的工作压力，也促进了我们的工作。1959年5月，英国牛津大学麻醉学PR MacIntosh教授在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教授陪同下携带他最近研究成功的EMO（Epstein-MacIntosh-Oxford）带挥发器空气麻醉机前来我院访问，作了有关“氟烷吸入麻醉”的学术报告，并临床示范用EMO麻醉机应用氟烷+O2吸入+肌松药和手控呼吸的麻醉方法，我当助手，进行一例胃大部切除术，由裘法祖教授施行手术，效果满意。这也是国外麻醉学专家第一次在我院施行麻醉的范例。除以上介绍的一些内容外，我科还勇于承担省内各地麻醉会诊、指导和紧急外伤病人的抢救任务。科内几位男医师是出场的主角，他们常常与外科医师一同前往省内各地，甚至越过省界进行病人抢救，均得到好评。我回忆曾参加一例胸外科病人的抢救。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夏季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院接到武汉市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说，天门县张港镇一位老农民因修理房屋从屋顶跌下致严重胸部外伤，呼吸困难，病情危急，需要紧急抢救。市府已经安排一辆小型运货挂车前来同济医院。胸外科陈夏丰教授约我一同前去。我考虑当地卫生院当时医疗条件不会太完备，于是决定要携带大Heibrink麻醉机和大氧气筒、全套全麻用具和药品，并安排一位武建医院男进修医生丁医生随我同去。当夜12时我们从同济医院出发，雨愈下愈大，陈教授坐司机旁，我和丁医师坐后舱，由于运货拖车无法固定麻醉机与氧气筒，我和丁医师必须手、脚并用帮助固定。拖车漏风、漏雨，我们既要忍受风雨袭击，又要忍受身体劳累和不适。汽车到达长江埠时，渡船已停驶，停在对岸。司机张师傅毫不犹豫，脱衣下水，游至对岸将渡船划过来，使汽车过河重新上路。经过5个小时的颠簸路程，我们终于在天黎明时赶到张港，不顾疲劳，立刻投入麻醉和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急救，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我们也放下心来。我们在张港待了5天，一方面给病人作术后治疗，另一方面也等待大雨过后，汉江水位下降，水淹没的部分公路改善，才开车回武汉。我们也利用这几天时间与基层医务人员讨论一些急救问题。1960年初外科手术中有两例病人因手术中输血后发生死亡的不幸事故，经过严密检查和动物试验，发现我院血库库存血液中有40%受细菌污染（革兰阴性杆菌）。为此，我们帮助血库进行了整顿。院长为此任命我兼任血库主任。虽然在初期发展阶段，但全科医护人员工作认真，严格要求。这种风格也使进修学习的医护人员受益。一位来自丹江口谷城地区某医院的中级人员，在我科学习一年后回去工作，按照我科的工作方式，当地虽然设备很差，但几年工作后他告诉我们均未出现麻醉意外和事故，得到好评。几年来的临床麻醉工作，还使我们认识到各手术科的病人，其病理生理变化很不相同，手术时对麻醉要求很不一样。为了将各手术科的麻醉工作提高一步，1961年3~4月，在麻醉科内成立麻醉专科组，有神经外科麻醉组、心胸外科麻醉组、腹部外科麻醉组、小儿外科麻醉组、矫形外科和妇产科麻醉组等麻醉亚学科的安排。1960年3月25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医学院（即同济医学院）委员会，以我们麻醉科在过去几年里高度发挥了革命干劲，在工作中获得了突出的成绩，予以表扬，并给我授予“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以资鼓励。1964年5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麻醉学术会议，我在大会上作“主动脉移植手术的麻醉经验”报告，引起全体出席代表对武医二院（即同济医院）的注意。因为在当时的麻醉学条件下，能够承担主动脉移植麻醉和手术的医院，全国也仅几家。总结这一初期发展时间，从1955年5月同济医院迁来武汉正式开业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1年间，麻醉学科成立后取得不错的成绩，开展了一些复杂的麻醉方法。如心脏直视手术的麻醉，主动脉置换手术麻醉，湿肺隔离的单肺通气吸入麻醉，新生儿、小儿麻醉等。我们承担省内各地危重病人的抢救。11年间我们不仅培养、壮大自身麻醉专业队伍，还接受全国各地和省内前来进修学习的医护人员，培训时间约为一年。我们还参加全国外科学教材中“麻醉学内容”的编写。此外，还参加全国麻醉学术会议和与国外进行麻醉学交流。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麻醉学发展步履维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认为党内政府内以及各地文化教育部门内部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去揭发存在的阴暗面，用大鸣、大放、大字报方式去斗争。才能把他们打倒。反映到我们医学院和医院，很自然地把斗争目标对着一批归国的老教授和他们培养、教导的高年教师、医师。开始的几天时间医学院和医院前前后后贴满了大字报，揭发一些无中生有或歪曲的内容，使一些老教授、高年教师医师受到极大伤害，情绪低落，无法领导教研室或科室的工作。甚至进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也有顾忌。致医学院和医院各专业的教学、研究和医疗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停滞不前。更有甚者，1969年12月下旬寒冬腊月之季，学校军管会突然通知大部分教授、教师、高年医生及部分职工和学生，背着行李，步行排队去轮船码头，乘船去宜都进行“斗、批、改政治运动”，为期达三个月之久。后来，医生和护士又去当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三个月。文革期间的11年中，我科无法于正规临床麻醉进行研究，但在下列几方面作了努力：（一）针刺镇痛用于甲状腺和阑尾切除手术作为一种麻醉方法的研究当时国内某些医院已将针刺镇痛作为麻醉方法，称为“针麻”，用于甲状腺手术取得成功。一些医学院的基础研究机构，包括我们医学院针麻研究室，通过动物实验，证明针刺后体内镇痛物质内啡肽（endorphin）增加。国外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现象。祖国医学中早已用针灸治疗某些慢性疼痛疾病。针刺镇痛能否成为“针麻”是当时需要作临床研究的问题。我科从1970年起开展了“针麻甲状腺手术”的研究。与外科协作选择表浅的甲状腺或腺瘤病人，病人体检无严重心血管功能和呼吸系统疾病，符合研究要求。经过恰当的术前准备和向病人阐明针麻操作后，麻醉、手术、病人密切配合以进行手术。在上述要求条件下，手术前先给病人肌注或静脉滴注派替啶50~100mg，针刺双侧合谷穴和内关穴，10分钟后开始轻手进行手术。大部分病例勉强地可以进行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理组闻讯我院开展“针麻”研究后，前来我院进行“针麻下微循环的观察”，我科汤红同志协助进行观察。我科马自成教授和刘献民同志也应邀赴四川简阳参加中国医学科学院简阳分院的“针麻”研究。国外许多医学家和针灸治疗专家以及一些关心中国发展的友好人士，都纷纷前来中国各地了解“针麻”实际情况。前来武汉的外国友好人士大都到同济医院观看“针麻手术”，几乎全部由我介绍。我也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解说，针麻本身存在镇痛不全问题，必须在用一些镇痛药配合下进行手术，亦非每例都能成功，现正在研究中。我回忆1972年8月21日上午，奥地利东南部小城市Leibnitz一位中学生物学女教师Anni de Rota博士前来我院参观针麻甲状腺手术，我用德语向她介绍针麻情况。她回国后不久，某日在家中突然发生肾结石引起的绞痛。她想到在武汉曾参观我院针麻手术，就自己用手指压迫“合谷”穴，居然缓解了疼痛。她给我来信，“Wirsindsehrbegeistert von der Massage Anaesthesie（我们对按摩麻醉非常欣赏）”。1976年我院还承担领导全国一些医院进行“针刺麻醉阑尾切除手术”的研究工作，外科吴在德教授和我负责牵头。由于是腹部手术，难度很大。我们也订立了《操作规程》。进修医师余伯坚（我校1957年毕业，后担任成都军区医院麻醉科主任）帮了大忙。我们统计分析，在选择病例（体型瘦，阑尾位置浅表）的基础上，勉强能够进行手术者，只占20%，说明针麻效果不好，不宜进行腹部手术。总之，我们认为针麻（准确的表达针刺镇痛）由于本身存在镇痛不全，可以用作某些慢性疼痛的治疗，不宜用作手术的麻醉。（二）1968年冬天我科谢其芳同志参加赴阳新县荻田卫生院切脾医疗手术队（五人小组：杨冠群、戴宗晴、手术室护士、外科护士及谢其芳）工作。某次病人手术中发生心跳停止达5分钟以上，在她主持下立刻进行抢救，采用人工呼吸给O2吸入、心脏按压、全身冬眠和头部降温（采用附近湖面上冰块）至30℃、脱水、抗炎和激素治疗等措施，使病人完全复苏，未出现并发症。2个月后病人顺利地进行了切脾手术。（三）1972年初我科丁素琴同志在参加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工作期间被挑选为四人医疗小组之一（另三人是我校协和医院内科张锦坤医师、武汉市儿童医院护士长卜秀莲和北京市中医研究院张贻芳医师）于1972年1月24日由阿尔及尔赶赴瑞士日内瓦，作为毛主席、周总理专门派去的医疗小组，参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的救治。当时斯诺先生患胰腺癌，病情危急，身体极度虚弱，急需治疗。斯诺先生于1936年至延安采访，其《西行漫记》一书，报道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科丁素琴所在的医疗组同志知道，挽回他的生命已无指望，能够给予他的只有最美好、最亲情、最真挚的临终关怀。医疗组在瑞士待了20余天，最后含泪告别了日内瓦莱芒湖（日内瓦湖）。 丁素琴1963年同济护校毕业，作为高材生参加我科工作。1971年参加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负责麻醉工作。亦即在科内工作8年，得到较好的成长和提高。她被选去日内瓦参加救治斯诺先生。这不仅是她本人的光荣，也是我们麻醉科的成绩。（四）1973-1975年我科申树先医师参加援助西藏自治区医疗队，在高海拔4000公尺高寒地区，进行麻醉学专业的教学、医疗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 （五）1976年8月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6级大地震，破坏严重，死伤重多。我院立即组织医疗队前去抢救。我科毕好生医师参加医疗队工作。他们在唐山市日夜紧张地抢救伤员，前后达一个月之久，也得到好评。 总结我科在这一文革动乱时期，成绩不大，可以说处在停滞阶段。在这期间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王芙蓉、汤红、张志萍、戴金贞、王凤杰、刘献民、黄秀、周皓、田玉科、晏世琴、袁从顺等。
四、改革开放后麻醉科重新起步，大力发展（1977年→一直延伸至新世纪）这一变化反映到我们同济医院，外科首先提出开展器官移植手术。裘教授向卫生部汇报，将腹部外科研究所改为“器官移植研究所”，重点进行“原位肝移植”，这对我们麻醉科提出很高的要求。裘教授看准当时形势，认为应立即组织小型的医学代表团去西德访问，得到卫生部的支持，由裘法祖、武忠弼、王巽义、夏穗生和刘恭植等教授组成。这有利于学习先进技术和恢复同济和德国的老关系。当时，外科教研室为满足许多年轻医生学习英语，由黄唐教授每周三个下午讲解英语，我科田玉科医师参加，而且得到黄教授的称赞。我科高年医师毕好生亦于晚间去医学院外语教研室加强英语学习。（一）看好势头，抓紧我院即将与联邦德国医学界恢复交流的时机，要求年轻医师学习德语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毕好生医师和田玉科医师。我让田医师脱产去医学院外语教研室学习德语，也得到科内同志的大力支持。另外，张传汉医师1982年我校医学院毕业（非德语班）来我科工作，也于1984-1985年去广州外语学院学习一年德语，后来有机会于1988年至1990年去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归来。裘教授与德方联系，获得几个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Humboldt-Stiftung）奖学金（Stipendium）名额。每位获得者，基金会赞助2~3年，以供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裘教授决定给一名额给麻醉科，我让毕好生医师进行应试，获得通过。但需要我选择去处，我去图书馆查询资料。美国麻醉学杂志《麻醉和镇痛（Anesthesia and Analgesia）》1977年56卷2期介绍德国Düsseldorf大学医院麻醉学研究中心Martin Zindler主任教授的成长概况和对德国麻醉学发展以及培养麻醉学人才所起的作用。因此，我决定毕好生医师去该麻醉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Doktorgrad）”，我也给Prof. Dr. M. Zindler寄去介绍信，介绍毕好生医师的概况。毕好生医师进入德国Düsseldorf大学医院麻醉学研究中心后，人地生疏，没有人关心他，主任Zindler教授更不理睬他。他每天去手术室内看看别人施行麻醉，也为别人做些准备工作，内心异常焦急，想更换医院。我不同意，我要他坚持下去。某日，他在帮忙一位医师作麻醉准备时，Zindler教授突然来到手术室内，趁毕好生未注意时，将电控麻醉机的电插头悄悄拔下。毕好生再次检查，发现电插头未插上，重新予以插好。经过此次不寻常的检查后，Prof. Dr. Zindler重视毕好生的研究工作了，也重视我们同济医院麻醉科了，认为从同济医院麻醉科出来的医生是值得信赖的，对工作是认真的。他立刻要毕好生去该中心实验麻醉学部门，由Prof. Dr. Arndt（生理学家）指导毕好生作博士课题研究。另外，他要该中心Oberarzt Dr. E. Hartung与我联系，寻求合作。同济医院麻醉科因此与Düsseldorf大学医院麻醉学研究中心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Dr.EerhardHartung七次来同济医院访问、讲学、麻醉示范和给德语班学生讲课。其中举行两届中德心胸外科及麻醉学学术研讨会。1994年5月25~28日第一届学术会时，德国总理Helmut Kohl和我国卫生部陈敏章部长还发来贺电。鉴于Dr. E. Hartung对我科的帮助，同济医科大学校长薛德麟教授于1992年10月22日给Dr. Erhard Hartung发给证书（【92】客聘字6号）聘请他为同济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除毕好生医师在Düsseldorf大学医院麻醉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外，在Dr. E. Hartung的帮助下，我科田玉科医师、陆红医师都在该研究中心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徐卉医师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也得到Dr. E. Hartung的帮助。【注】关于Prof. Dr. Erhard Hartung七次访问我院的资料另行参考附件。
（二）1978年起配合我院外科大力开展“原位肝移植的麻醉研究”原位肝移植不仅手术困难，麻醉极其复杂。开始时我们对其如何处理是非常陌生的。通过研讨与实践，我们提出采用“神经安定镇痛麻醉、复合γ-OH和肌松药、气管插管控制呼吸并作过度通气”的方案，所有麻醉、手术病例，经过良好，未出现麻醉并发症。原位肝脏移植手术中病人要经历病肝分离期、无肝期、移植肝血循环部分恢复期和肝下下腔静脉开放期四个阶段。移植经过缺氧、低温、灌注的肝脏还对受体产生影响。因此，肝移植手术对麻醉学知识和技术都要求很高。我科能够顺利地施行“原位肝移植麻醉”，体现我科麻醉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7例原位肝移植术的麻醉体会》一文寄送至即将于1979年8月于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麻醉学术会议。经评审安排在大会中宣讲，获与会者的赞扬，认为同济医院麻醉科确实不错。后来这篇论文刊登在《中华麻醉学杂志》创刊号1981年1卷1期第一篇，作为我国麻醉学的代表论文之一。1979年8月在哈尔滨组建“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第一届委员会”，我被推选为常委，是全国七个常委之一。
1980年，我用德文、英文总结了我科原位肝移植麻醉经验：《Die anaesthesiologischenVerfahrenbeisiebenorthotopenLebertransplantationen》、《Anesthesia in Orthotopic LiverTransplantation, Report of 8 Cases》，寄送德国《Der Anaesthesist》杂志编辑部，均获准登载该杂志1981年30卷153页和30卷447-451页。根据2010年俞卫锋教授（上海东方肝胆医院麻醉科主任）研究，后一篇英文肝移植论文是中国大陆首篇麻醉学被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说明论文达到了要求的水平。我后来考虑，无论中文或外文肝移植论文的正式刊载，都已达到不可估量的效果。1984年上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我们同济医院麻醉科成为中国大陆南方第一个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其次，在国外的影响，德国Mainz大学医院麻醉科主任Prof. Dr. Rudolf Frey（1917,8.22-1981,12.23），他是德国第一位麻醉学教授，也是德国麻醉学杂志《Der Anaesthesist》创刊人。他于1981年间主动与我联系，寄书给我，并邀请我于1982年4月1-4日去Mainz访问。可惜他于1981年12月间逝世，该大学麻醉科还给我寄来“讣告”。（三）推进湖北省和中南六省、自治区麻醉学术会议的开展1979年8月哈尔滨会议期间，新成立的全国麻醉学会主任委员尚德延教授，鼓励各地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1979年11月尚教授又应美国麻醉学会邀请去美国四个医学中心（克利夫兰国际医学中心、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MayoClinic,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院）访问，获得最新的麻醉学进展信息。经过协商，中南六省、自治区麻醉学术会议于1982年4月中旬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请来尚德延、吴珏、谢荣、谭蕙英、赵俊等专家教授，都做了精彩的报告，使我们中南地区麻醉同道获益良多，也促进了麻醉学的发展。
1982年4月于宜昌，成立湖北省第一届麻醉学会委员会，由我省各地共27人组成，推选金士翱为主任委员，刘俊杰、余金甫为副主任委员，马自成为秘书。实际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武汉市各医院的麻醉同道在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当时湖北医学会尚未建立）领导下，每隔1~2个月均举行麻醉学专题讲座。1979年5月成立了第一届武汉市麻醉学会委员会。其主要领导成员也是那几个人。（四）积极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78年和1984年我科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特别是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同济医院麻醉科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跨越，进入全国麻醉学科的先进行列。因此，1987年5月我科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苗宁（女）进行论文答辩《麻醉期间粉防己碱（Tetrandrine）用作控制性降压的可能性——与三种常用降压药物在器官血流和血流动力学方面的比较性实验研究》，请来我的老师吴珏教授、我校药理学家江明性教授、神经外科专家蒋先惠教授、麻醉学专家刘俊杰教授、应诗达教授和余金甫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苗宁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根据我院研究生科统计，1978年至2000年我科共招收硕士研究生39人，硕士研究生导师8人。博士研究生23人，博士研究生导师2人（金士翱、毕好生）。2001年至2015年：硕士研究生16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8人。博士研究生75人，博士研究生导师5人（毕好生，田玉科，张传汉，罗爱林，张咸伟）。另外，1999年以来，同等学历硕士研究生55人，博士研究生8人。现在硕士研究生导师16人，博士研究生导师4人（田玉科，张传汉，罗爱林，张咸伟）。从以上统计，37年来，同济医院麻醉科为我国麻醉学专业培养高级人才做出巨大贡献（硕士总人数255人，博士总人数106人）。（五）1982年10月金士翱教授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一员前赴联邦德国参加萨尔州大学医学院举行的“中国周”活动虽然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西德（即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长期以来两国在医学方面并未互相交流，只是散在的医学专家进行私人访问而已。德国萨尔州大学医学院麻醉学研究所所长兼医学院院长Prof. Dr. Dr.h.c.KarlHutschenreuter曾几次访问中国，对中国非常友好，在德国医学界被戏称“德国的胡志明”。他提出于1982年10月在萨尔州大学医学院所在地Homburg/Saar举行为期一周的“中国周（ChinesischeWoche）”活动，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将此事交给卫生部外事处安排。卫生部外事处根据对方情况和要求，决定由下列六人组成（见照片）：
后排左起：周勤（卫生部对外联络处德语译员）吕仁和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常致德教授（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任）黄硕麟教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前排左起：金士翱教授（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主任）董玉昌处长（卫生部对外联络处）中国医学代表团由卫生部率领前往德国参加会议，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受到代表德国政府驻北京大使馆“致以亲切的问候”的祝贺。Mit den Empfehlungen der Botschaft 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Peking，大使馆参赞Herbert Kamps签字。此次“中国周”活动实际上是由德国萨尔州政府领导，由萨尔州文化、教育、体育部长Dr.WolfgangKnies教授负责，萨尔法尔兹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Albert Schwarz先生、Homburg市长Reiner Ulmcke先生、萨尔州大学校长Dr. Paul Müller教授等到会讲话，接待中国医学代表团。具体则由麻醉学研究所所长兼医学院院长Prof. Dr. Dr. K. Hutschenreuter安排。由于我和他同一个麻醉学专业，又熟谙德语，因此非常亲切。我到达Homburg/Saar后，先参加9月27-30日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临床麻醉学研讨会。与会人数250人，16个国家参加。著名的麻醉学专家有：美国纽约大学Prof. Dr. Francis F. Foldes，曾任WFSA（World Federatio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主席4年，专长肌松药研究。瑞典Karolinska大学Prof. Dr. TorstenGordh，瑞典麻醉学元老，斯堪的那维亚麻醉学会主席，30多年前在美国Wisconsin大学学习时，与吴珏同学。巴黎大学Prof. Dr. J. Lassner，世界麻醉学会欧洲分会主席萨尔州大学麻醉学研究所所长兼医学院院长Prof. Dr. Dr. K. Hutschenreuter我的报告题《武医二院21年来应用连续硬脊膜外阻滞16,000例的临床分析》安排在第一天下午最后一篇报告，不受时间限制，我用德语介绍，花时25min，失败率为0.5%，并发症为0.1%，对提问（Prof. Dr. Lassmer主持会议并提问）作了恰当的回答。得到与会者敲打桌子（相当于鼓掌）的赞扬，有的代表大声说：Prima（非常出色）！美国Foldes教授和瑞典Gordh教授都向我祝贺。10月4日起“中国周”活动开始。第一篇报告是吕仁和教授用中文报告《中医的基础理论和肾炎的辩证论治》，由我翻译成德语。为此，在报告前两天，我作了充分准备，夜晚也加班，每天只能睡4~5小时。精神紧张和身体劳累可以想像到的。我的报告《中国麻醉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Anaesthesiologie inChina）》，用德语，早已准备好，安排在10月7日，进行顺利。10月6日下午还安排一次座谈会，德方各界人士提出一些问题，如中国医疗保健、医学教育、中医中药、针灸研究等都得到满意的回答。麻醉学研究所所长Prof. Dr. Dr. K. Hutschenreuter为感谢中国贵宾参加这次“中国周”活动，特别赠送该研究所“20万例麻醉瓷盘”，以表纪念。（六）慎重对待德国萨尔州大学医学院麻醉学研究所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半年（1984年9月→1985年3月）我既是老同济培养出来的教授，又于两年前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在这里举办的“中国周”活动，第三个身份我又是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的常委之一，因此，我对待这次“邀请”，内心是战战兢兢，洁身自好，生怕犯错误，为国家、单位带来损害。1. 参加麻醉学研究所的教学（给学生讲课）、医疗和各种学术会议和讨论，参加临床麻醉工作和ICU工作，曾示范胸部连续硬脊膜外阻滞合并全身麻醉施行胸部与上腹部手术，参加针刺疼痛治疗门诊。2. 与萨尔州大学校长Prof. Dr. Richard Johannes MEISER，医学院院长Pprof. Dr. Paul FRIISCHE，麻醉学研究所所长Prof. Dr. Dr. Karl HUTSCHENREUTER共同研究萨尔州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医学院的合作问题。我校吴在德校长也正式应邀去Homburg/Saar访问。与解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外科学研究所、心胸外科、内科、眼耳鼻喉科等建立了良好关系。1985年2月15日我作为贵宾参加医学院一年一度的隆重集会——授予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青年医师庆典（Aushändigung der Promotionsurkunden）。3. 既作为中国麻醉学代表，也作为萨尔州大学医学院麻醉学研究所一员参加当时，在德国举行的三个大型麻醉学术会议：1984年9月27~28日去Wisbaden参加全德国麻醉学术会议，有两件事情值得介绍：（1）应邀去Wisbaden广播电台向全德国用德语介绍《中国的针麻研究概况》，我讲了7~8分钟，主要由于针刺镇痛不全，不能称为针麻，但可用于慢性疼痛的治疗。（2）在参观麻醉设备展览会（Industrien-Ausstellung）时，我特别注意Dräger麻醉机厂的产品，受到该厂总工程师Dr. Shinkmann的热烈欢迎。他于当年11月26日邀请我去德国北部城市Lübeck的Dräger总厂参观，并决定送一台麻醉机Sulla808型给我，而且负责运到武汉。1984年10月1~4日参加在Homburg/Saar举行的第10届国际麻醉学研讨会。1984年11月21~25日去慕尼黑大学医院Großhaden参加在该院召开的“吸入麻醉会议——今日与明天”。此外，还去Mainz大学医院、Marburg大学医院等讨论有关麻醉学问题。4. 1985年初应Prof. Dr. O. Mayrhofer邀请去维也纳大学医院麻醉学研究所讲学。同年1月29日晚在Homburg/Saar大学医院HNO报告厅作学术报告：《当前中国医学发展》、《应用硬脊膜外麻醉经验》和《原位肝移植手术的麻醉》，共讲1小时20分钟，听众60~70人。听讲后提问均作了满意的回答。听众反映sehr gut（很好），erstaunlich（令人惊异），gut gefallen（很喜欢），vorragend（优秀的）。5. 1985年2月20日，我作为萨尔州大学医学院的客座教授，很受当地Homburg/Saar重视。我被市长Reiner Umecke先生的邀请参加Homburg市一年一度的鲱鱼节（Heringessen）大会，到会各界名人约500人。市长作一年来的施政报告，也让大家提意见。市长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我。
至于这半年中，每星期六、星期日均有当地各界人士教授、医生和某中学教师请我到他们家中作客和听德奥古典音乐或参加私人家中音乐沙龙（即家庭中小型钢琴演奏或合唱音乐会）或音乐厅中大型演奏会（如圣诞节前的Händel弥赛亚大合唱）等。1985年3月27日，在我半年客座教授任务已满，行将离开萨尔州大学医院麻醉学研究所时，所内许多医生纷纷签名以作“亲密友谊联系”（zufreundschaftlicherVerbundenheit）而纪念。所长Prof. Dr. Dr. K. Hutschenreuter给我们医学院院长吴在德教授一封意义深长的信，说我是带着笑脸和哭脸与他们告别。说我是非常称职的伙伴。他最后说：“对于你们学校和我们医学院的合作关系会得到扩大、加强和巩固（Verbreiterung, Vertiefung und Festigung）”。（七）1987年初向国家教育委员会反映，我国临床医学中“高级麻醉学专门人才”奇缺，严重影响临床有关学科的发展1987年初国家教委高等教育二司副司长王镭同志前来同济医科大学检查工作。我和刘俊杰教授向王司长反映上述情况。国家教委决定让我准备资料于1987年3月15~17日在南京中国药科大学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医药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审议预备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走我国自己道路——加速培养高级麻醉学专门人才》（该发言稿载《中国高等医学教育》1987年2期20页）的发言，初步得到与会各医药院校负责领导教育人士的同意。国家教委又让我参加同年5月27~31日于杭州的正式会议。我在会上谈到西方国家麻醉医师与居民人数比例一般为1:10,000~25,000，而我国为1:250,000。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在高等医学本科教育中设立“麻醉学专业”，毕业时即已初步具备麻醉学专业的工作能力。在这基础上，再经过2~3年的实践与培养，就能达到麻醉学专科医师水平。经过讨论，通过我的建议。实际上在这以前江苏省教委和卫生部门已通过曾因明教授的建议，在徐州医学院设立麻醉学专业。国家教委通过后，湖南医学院首先被卫生部批准设立麻醉学系。我省郧阳医学院在傅南安教授（我校1960年毕业，曾在我科工作多年后调去该院工作）的建议下也于1989年成立麻醉学系。目前列为一本招生项目，每年招生人数达200人，很受全国欢迎。（八）积极参加和支持中日临床麻醉学界的学术交流自1986年11月8日在日本仙台相互研究中日（或日中）临床麻醉学界交流事宜（中方由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主任委员谢荣教授和常委张立生教授参加，日方由日本临床麻醉学会主任委员小坂二度见教授参加）以来，得到同济医院麻醉科的积极支持。第一届中日临床麻醉学讨论会于1987年9月23~24日于北京举行。我和四位研究生苗宁、魏华锋、姚尚龙、钱晖参加会议，四位研究生积极发言，参加讨论，得到中日双方麻醉界的重视。
第二届日中临床麻醉学讨论会于1989年秋在日本东京召开，中方由麻醉学会副主委谭蕙英教授带队，我科魏华锋医师参加，得到好评。日方主委小坂二度见教授向中方谭蕙英教授提出，下一届讨论会要求在武汉召开。谭教授回国后立即与我商量，得到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的大力支持。第三届中日临床麻醉学讨论会于1991年11月10~11日在武汉东湖梅园宾馆召开，由我主持。第四届日中临床麻醉学讨论会于1993年10月31日~11月5日在日本福冈举行，中方由谢荣教授和我任正、副团长，我科陆红医师参加。（九）积极参加我国外科学界经典参考书《黄家驷外科学》麻醉学内容的编写
该参考书第六版（1999年出版）的“麻醉学编”由我负责主审。该书享誉我国医学界，获得各方面的好评。曾多次获国家奖励。此外，多年来还积极参加全国麻醉学教材的编写。（十）其它方面：重点在两方面临床麻醉工作1. 小儿麻醉：小儿麻醉研究组在20世纪50~60年代归属于全国小儿外科学会领导。经我与小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张金哲教授和副主任委员童尔昌教授协商，将该研究组重新划归全国麻醉学会领导，先后于南昌、武汉、成都召开过三次全国小儿麻醉学术会议。积极开展小儿硬脊膜外麻醉。对小儿全身麻醉，即便是选择性手术，已作空腹准备，由于小儿胃液分泌较多，为预防麻醉中和麻醉后胃液返流引起的窒息危险，提出在小儿全身麻醉气管插管后必需放置胃管，以策安全。2. 对耳鼻喉科声带息肉麻醉方法的改进。过去耳鼻喉医师对此类手术均应用局部麻醉方法，病人难以忍受，手术也无法根治。我们提出应用全身麻醉，经鼻腔插管后加深麻醉或并用高频通气方法，便利了手术。《六十年的回顾》到此即将结束。其内容重点着重于前40年。后20年内容有待老主任马自成教授、申树先教授，特别是麻醉学研究所所长田玉科教授和麻醉科主任罗爱林教授以及几位副主任的补充。抚今追昔，六十年来，同济医院麻醉学科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初创时期的低级麻醉学处理到如今复合麻醉的应用，进而应用麻醉学技术对不同病理变化的手术病人进行生理学的调控，保证病人围手术期安全，便利外科手术操作，促进手术成功和病人康复，使外科能顺利开展各种复杂手术，包括大血管置换、心脏直视和心脏移植手术以及各种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特别是近十年来建立了麻醉手术后的苏醒护理，使麻醉更为安全。现在每年进行约7万例麻醉，很少发生意外，业已达到世界先进的麻醉学行列。如今同济医院麻醉学教研室已经成为我国培养麻醉学高级人才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的重要基地和科学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是我国麻醉学对德语国家的主要学术交流窗口，也是教育部、卫生部的重点学科单位。我们能有今日的发展，除全科医护人员刻苦钻研努力外，离不开同济医院党委的领导和关心，也离不开全院其它学科的热情帮助。我们不能忘记吴珏教授和裘法祖教授、院士的亲切指导，也不能忘记全国、全省兄弟院校麻醉学科和全国、全省麻醉学会以及国外朋友对我科的支持。
□ 编辑 万里 肖黎 欧科
武汉同济医院麻醉科，微信公众号“同济麻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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