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诗达教授：我的琐事回忆录系列连载
应诗达教授为我国知名的麻醉学专家、山东省麻醉学科创始人，《现代麻醉学》第一、二版主编，80高龄仍活跃于各大麻醉学网站论坛为年轻医生传道授业。经应老授权，特通过本论坛和微信平台连载其撰写的琐事回忆录，以期能通过老人家一生的感悟对大家有所启发。
回忆：【《现代麻醉学》第一、二、三版编委会的参与】
《现代麻醉学》是我国麻醉界在文 革以后的一部巨著，是麻醉学科领域内最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参考书”，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列为优先出版的“部头书”，其地位与黄家驷主编的《外科学》等巨著相平齐。1987年出版第一版，1997年第二版，2002年第三版，前后15年中共出版了三版。
我有幸参加《现代麻醉学》三版书的全部出版过程。回顾在编写过程中，大家心往一处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相互尊重，经历了既艰辛困苦、又无上光荣欣慰的里程，确有攀登上一座巨峰的感觉。
《现代麻醉学》编写的发起，纯属偶然的巧合。在1984年的一次全国麻醉学术会议中，麻醉界同道们欢聚一堂，畅所欲言，激情高涨。在会议休息期间大家闲聊中，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曾因明教授提出，汇集全国麻醉界精英，设想编写一本麻醉学巨著。随即得到几位当时在场的麻醉学界中年教授们（包括我）的热烈响应，纷纷表示积极参与。大家有编写《现代麻醉学》的衷心愿望，一拍即合，非常珍贵。
随后，1985年由曾因明、赵俊教授与人民卫生出版社联系，取得出版社同意编写的意见。随即拟定《现代麻醉学》“编辑委员会”名单、编写计划大纲及内容章节目录，以及邀请执笔作者名单等文件，报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审批。
当年，编写计划书承蒙人民卫生出版社批准，出版社社长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编辑委员会”会议，确定编委会由八位成员组成，以姓字笔画为序，计有史誉吾教授（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刘俊杰教授（武汉同济大学协和医院）、应诗达教授（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伯銮主任医师（河北省立医院）、庄心良主任医师（上海市立第一人民医院）、郑斯聚主任军医（沈阳部队总医院）、赵俊教授（北京协和医院）、曾因明教授（徐州医学院）。八位教授当时的年龄都在50～60岁左右，会后合影留念（见图26）。
编委会在落实具体编写分工任务之余，决定邀请麻醉学科麻醉前辈吴珏、尚德贤、谢荣、谭惠英、李德馨、金士翱等老教授组成评阅组。
在第一次八人编委会议中，明确书名定为《现代麻醉学》，全书分为4大篇，由八人分为四个专题组进行分工审稿和主编，计麻醉理论篇由刘俊杰、赵俊主编；临床麻醉篇由应诗达、史誉吾主编；麻醉药理篇由郑斯聚、陈伯銮主编；监测与ICU篇由曾因明、庄心良主编。八人编委会经过一年半时间日夜奋战，以及多次集中审稿、定稿会议，渡过了艰苦的里程，终于在1987年10月出版了第一版《现代麻醉学》，共一千七百余万字。巨书出版后随即引起了全国麻醉界的轰动。所有参加编写的同行们沉醉于极大喜悦和相互庆贺之中。
当年，八人编委会议定，该书不设主编，用“八人编委会”的名义出版（按姓氏笔画为序）。但出版社认为不妥，建议设立两位主编。经八人编委会再次商定，推选当时年龄最高的二位编委刘俊杰和赵俊担任主编，并按姓氏笔划为序，刘俊杰在先，赵俊在后；其余6位编委也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名次的先后。
出版社对全书的质量提出相当严格的要求，上交的全书稿件必须做到内容层次齐全、字迹标点清楚、定稿后不再变动（简称“齐、清、定”），一次性交出全书稿件。当年，没有电脑编写的条件，原稿经八名编委之间相互交叉审阅、修缮和腾清，全部用手工书写完成，其中单就一千七百余万字的腾清工作，前后抄写达6遍之多，足以想象其中包含着多么大的劳动强度。
1986年12月《现代麻醉学》全部腾清稿一次性上交出版社。经出版社审阅，认定全书内容足以反映当代麻醉学科领域中的最新进展水平，明确列为麻醉学科领域的一本“部头书”，给予优先出版的权利。
1987年10月《现代麻醉学》正式出版。出版社随即将该书带到1987年10月的一次全国麻醉学会年会上与各地代表见面，得到轰动全场的热烈反响。
1990年《现代麻醉学》第一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选为“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并由***总书记亲自授予奖状，可谓艰辛换来无上光荣，造福于广大麻醉科同行。
当时的八人编委会可谓志同道合、谦让互重、敢挑重担、不讲条件、团结协作，付出巨大精力，全身心投入。曾因明教授主动承担总联络、定时召集开编委会、汇总全部稿件、垫付全部开发资金等工作。刘俊杰教授统览和编排全书。八人编委会确实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对麻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麻醉学界的楷模。
《现代麻醉学》第二版于1997年出版，仍由第一版的八人编委会原班人马分工审阅和主编各篇，延续了第一版编写的严谨风格，增加了曾邦雄教授担任秘书（协助年迈的刘俊杰老教授工作）。第二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同样取得广大麻醉同道们的好评。
《现代麻醉学》第三版于2002年出版，因八人编委会成员年龄日渐增高，有5位编委主动退出编委会，八人编委会解散。但在解散之前，重新协商选定第三版的主编，由当时年纪相对较轻的庄心良、曾因明、陈伯銮三位担任主编。在第三版的编写执笔人员中，后起之秀的中青年精英增添较多，充分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编写团队，增添新颖内容，仍然是一本麻醉学领域的“部头书”。
《现代麻醉学》第一版至第三版的出版，反映我国麻醉学科迅速发展的水平。希望未来的第四版，全部由我国麻醉界的中青年新秀来执笔，期盼着继续为我国麻醉学科做出更大的贡献。
图26 1985年《现代麻醉学》八人编辑委员会成员合影留念。左到右：前排郑斯聚（沈阳军区总医院）、刘俊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赵俊（北京协和医院）、史誉吾（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后排：庄心良（上海市立第一人民医院）、陈伯銮（河北省立医院）、曾因明（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应诗达（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回忆之二：【惊心动魄的一次紧急会诊——心肺脑复苏成功】
1974年6月我下乡巡回医疗三个月刚归来，是某一酷暑季节的周日，正在家吃中饭，突然接到医务科紧急通知：立即去济南市立第X医院抢救病人。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已停在宿舍大院门外，随即上车，一路鸣着警笛赶到该院手术室。手术台上躺着一位腹部膨隆的产妇，尚未手术，已插着气管导管，正在施行手法人工呼吸，神志消失，粘膜紫绀、皮肤通红发烫，大汗淋漓，瞳孔散大，对光反应消失，痛觉消失，肺呼吸音尚清晰。随后，省立医院胸外科苏教授（原为主任被夺权）也赶到现场。
病人系郊区农民，足月妊娠难产，拟施行剖宫产，该院麻醉医生选择腰麻，穿刺顺利，注入常规剂量丁卡因12mg，转为仰卧体位，正在测试阻滞平面之际，产妇突然不答问话、意识消失，呼吸心跳相继骤停，诊断为全脊髓麻醉，立即施行气管内插管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心内注射肾上腺素，心跳很快恢复跳动（不知道心跳停止的时限），血压维持尚可，心率快速不齐，在施行人工呼吸等抢救已约一小时的情况下，神智和呼吸毫无恢复迹象，全身紫绀，血压180/90mmHg，体温38.5℃，无尿，心电图示室上速伴频繁多源性室性早搏，同时频发全身抽搐，胎儿心跳听诊尚正常。
大家围着手术台旁进行分析讨论，一致诊断为【心跳骤停复苏后脑缺氧后遗症】。随即开始脑复苏，头部重点降温（临时土办法自制了冰水头槽）、全身冰袋降温、利尿脱水等。但产妇始终昏迷、无自主呼吸、尿闭、皮肤通红、频繁多源性室性早搏，抽搐也越来越频繁。如何进一步处理？大家感到一筹莫展，困惑无措。
当时，我设想，产妇的腹肌张力和膈肌张力业已完全消失，巨大子宫将膈肌顶压向胸腔，胸腔容积骤减、心脏位置变异、肺膨胀不全、肺门大血管扭曲、换气功能不足。因此，虽然在人工呼吸下，产妇尚不致严重缺氧，但昏迷、抽搐有增无减、血压趋高不降、室性心律失常持续不止、体温升高、皮肤通红发烫，提示体内二氧化碳无法排尽（当时无血气分析条件）。根据上述征象，我判断产妇除处于“脑缺氧后遗症”外，还处于【二氧化碳麻醉】状态，昏迷、频繁抽搐和多源性室性早搏都与二氧化碳排出障碍导致体内严重蓄积所引起。如果不予及时解除二氧化碳蓄积问题，结果是再次心跳骤停（心室纤颤）而抢救无望。据此，提出立即果断施行剖宫产取出胎儿，以解除膈肌上抬顶压胸腔、改善呼吸换气功能问题。在这种临床濒死状态下提出施行剖宫产，确实冒着巨大风险，但认为这是挽救产妇生命的唯一措施。大家认为，病情如此危重，再予施行剖宫产，简直是违规处理，不可思议，而且也从未听说过“二氧化碳麻醉”的名词。在无奈之下，院长最后拍板立即施行剖宫产。
在不再予施行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几分钟内娩出了男婴，Apgar 1 min评分8分。膈肌顶压心肺的原因解除了，产妇的脸色随即趋予正常，散大的瞳孔逐步恢复，大汗停止，室性早搏基本消失，病情明显改善，但仍然处于昏迷、尿闭，伴全身抽搐状态，继续积极施行脑复苏等后期处理。
剖宫产手术后，我予亲自施行手法控制呼吸，观察并调整病情，约持续6小时后，产妇的自主呼吸逐渐恢复，但昏迷、抽搐、无尿照旧。期间，苏教授、我及该院医生们围绕在产妇一旁，时刻调整着产妇的体内环境，继续头部冰水槽重点降温，维持肛温33～31℃之间，间断使用利尿药，定时血生化检查，维护水电解质量酸碱平衡，并进行各种针对性诊治。经历如此坚持不松懈的抢救，历经60余小时不离开手术台的奋战，抽搐逐步停止，并开始滴第一滴尿，并尿量逐渐增多，大家欣喜若狂。继后，意识渐渐恢复，自动睁眼，并达到不能耐受气管插管而示意要求拔管的地步。拔管后，产妇已能初步听懂指令，脑复苏取得满意效果，产妇生命获救，新生儿正常。大家认为，脑缺氧后遗症能够获得如此良好的预后，实属奇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喜悦。
当年，苏教授已55岁，我45岁，在二天半的60余小时期间，都执着地寸步不离产妇手术床旁进行抢救，确实感到非常累也睏。睏得晕头转向时就轮流席地坐在手术室的墙角，披着军棉袄打盹片刻，以便于随呼随即投入抢救，饿了啃冷馒头、吃大卤面。最后，带着极其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当时是在文 革后期，对外院会诊医师的接待条例已被完全废除，但我们心甘情愿，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欣慰。
事后随访产妇半年余，在前3个月，产妇的思维迟钝，卧床不能下地，对周围事物反应迟钝，没有记忆，不认识亲人和刚出生的儿子。后3个月，产妇的思维逐渐恢复，最后达到生活完全自理，能担起抚养儿子的工作，结局非常圆满。
本例产妇的心肺脑复苏抢救成功，提示尽管病人已处于濒死状态，医务人员仍然应该保持高度责任感和坚定信心，需要大家齐心协力付出巨大努力，遵循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奇绩是有可能创造的。
（注：系早期病例，医疗设备条件远不能与现在相比。）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在应前辈中体现。 确实，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实践，才能战无不胜。 看到此篇抢救纪实，我深深钦佩老专家们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高超医学技艺。但同时我也不禁想到：如果是放在现在，舆论会有什么变化？家属会有什么动作？恐怕又是一起医闹！又是一起医疗赔偿！时代在进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骨子里的救死扶伤的精神没有变，但环境变了。舆论变了。患者变了。政府变了。 回忆之三----珍贵的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
1952年7月至1953年8月，我在上海中山医院麻醉科任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是我对麻醉学从一无所知到初步入门的一年，是我享受到我国麻醉学创始人 吴 珏 恩师亲自教导的一年，是打下临床麻醉扎实基础的一年，所以是非常珍贵的一年。
一、在吴珏教授首创的麻醉科中渡过的日子
1952年7月4日，是我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统一分配进中山医院麻醉科报到的日子，吴珏教授亲自接待，介绍麻醉科情况。吴教授当年近40岁，给我第一面的印象是谦和内涵，平易近人，在以后的接触中更感受到他是一位值得高度敬佩和崇拜的恩师（见图16）。
吴教授193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以优秀成绩留校任生理学助教、药理学讲师，拥有雄厚、坚实、渊博的生理学和药理学知识。1947年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师从世界著名麻醉学泰斗Ralph M. Waters专攻临床麻醉学2年。1949～1950年受聘于美国盐湖城犹太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任麻醉科负责人。1950年10月吴教授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回归祖国。
吴教授的职业道德高尚，敬业执着追求麻醉事业，工作严谨、临床技术熟练、经验精湛、责任心极强，此外还有蕴厚的中英文功底，不仅善于创作古文诗词，还能用英文作诗。我庆幸遇到一位诲人不倦、谆谆善诱、手把手教导的好老师，为我树立了宝贵的榜样，影响着我的一生，终身受益。
1951年初，新中国尚没有麻醉学事业的一点基础，吴珏教授在上海中山医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麻醉科”，日夜辛勤操劳，全身心投入创建工作，其困难性和艰巨性自不待言。
中山医院拥有中西结合建筑式的六层大楼（逸仙楼），在当时堪称气势雄伟，是解放初期国内最大的医院之一，当年正在学习苏联，中山医院改称“临床医学外科学院”，专收外科病人，设有约450张外科病床。外科的分支专业齐全，拥有12个手术台，手术量庞大，上下午连台手术仍嫌不够用。当时麻醉科初建不到2年，实际工作人员仅5位而已，除吴教授任主任外，下面有董绍贤主治医师和方兆麟住院总医师，另外有沈衍元，邵怀壁两位麻醉护士（邵护士于文 革后随丈夫调来山东省立医院麻醉科工作，逐步晋升到主任医师后退休），所以工作特别繁重，大家（包括吴珏教授）上下午连轴干，中午没有休息时间。当时，还有上海医学院刚毕业留校的徐振邦医师，因参加抗美援朝而尚未进科。我是进中山医院麻醉科的第5位医师。同期还有几位进修医师，其中有李德馨医师（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和金士翱医师（武汉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当时他们都已是外科高年住院医师，为工作需要而改行随吴珏教授学习麻醉，以后他们都是我国麻醉学科创业具有丰功伟绩的第二代老前辈。
我调离中山医院来济南以后，麻醉科又陆续增添了多位医师，如徐振邦（后调至华山医院建立麻醉科）、蒋夏（后与董绍贤教授一起调至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建立麻醉科）、肖常思和蒋豪等医师等，他们都是吴 珏教授的继承人，我国麻醉学界赫赫有名的创业老前辈。
二、工作之初的第一个感受
我在医学院听课时，对外科学的麻醉内容没有留下印象，实习期间也未接触过麻醉业务。所以，在我刚进麻醉科工作时，对麻醉一无所知，只是感到新鲜好奇。由于我认真、主动、肯学，吴珏教授对我全心培养，真诚想待，直接面授各种麻醉新理论和新技术，优先给我较多的实践机会，虽然非常忙和累，但自觉进步较快。后来得知有人就此在背后议论，说我会拍马屁才得到吴教授赏识。其实，论我的“情商”是相当差劲的，不善交际，不懂拍马屁伎俩，只是敬业、认真、不马虎而已。当时我对这些背后议论感到莫明其妙，也感到委屈，但尚能自控，仅予“低调”处理，不作任何申辩，工作照样认真干，我素我行，挡住了偏言碎语。我感悟到工作环境与学校环境确实完全不同，学校凭成绩，工作靠为人。我想只要对得起病人、不辜负吴教授对我的培养就已足矣。
人的习性一般是不容易改变的，在我以后漫长的工作期间，也遇到背后议论中伤的场合，有时还上纲上线到原则问题。我的态度是，只要不是我当面听到的，就不管不问，决不申辩，我素我行，抱“低调”处理。难怪有人说我的性格类似“木根”（意即木头疙瘩），我自己喻之为“没心没肺”，对一些琐碎小事感到没有申辩的必要。
三、24小时工作制度
当年在中山医院，与实习期间的“中美医院”一样，实行住院医师24小时值班制，一周中除周日下午4个小时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外，都得呆在医院里听班，随传随到。实习医生24小时值班制的苦恼又一次面临，但思想上已有充分准备。
中山医院麻醉科工作不仅繁重，而且规定：一台麻醉必须由一人干到手术结束，中间绝不允许换人。所以，从周一至周六上午，每天上下午连轴干，晚上接着听班是常例。当时，中山医院外科的手术一般都较复杂，早上进手术室，绝大多数要到下午一、二点钟甚至三四点才能下台，食堂早已停止供饭。由于吃饭没有定时，慢慢练就了空腹状态下连续工作的功夫。尽管如此，我内心还是非常充实。
第一年住院医师的工资是53.5元，母亲嘱咐我家里已不需要我的工资贴补，为保证体力要尽量改善饭食，不要省钱。这样，医院邻近的小饭铺就成了我的“第二食堂”，老板兼厨师已熟悉我喜爱的常规食谱：金银炒饭（即蛋炒饭）、红烧猪排和西红柿鸡蛋汤。这样消费较大，用在小饭铺的费用几乎占我的大部分工资。确实，我曾深深感受过青少年时期长期营养不足和体力差的境遇，为胜任超负荷劳动，确保足够营养，在一年期间我没有患过病，花费虽大，但非常值得，充分领略到“健康是一切之本”的道理。
四、我庆幸得到了全面培养
吴珏恩师对我的培养非常重视，亲自手把手地传授理论和技术，谈及我是他回归祖国以后培养的第三位麻醉医师，我感到特别亲切、温暖和欣喜。吴主任身体力行，每天提前半小时进科，亲切和蔼、严谨挚着、敬业刻苦、谆谆善诱，不仅传授技术，更重视如何对待病人，他常说：“病人麻过去，什么已不知道了，麻醉医师就是病人的保护者，凡是对不利于病人的任何情况，必须随时纠正，要做病人的代言人”。言简意深，铭刻在我的脑海，潜移默化地指导着我以后的工作。我为有这样一位好老师而感到骄傲，以后每当工作遇到不顺心或受挫折时，吴珏恩师的身影随即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伴我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记得吴教授带我术前访视病人的第一次示范教学，足足用了三个小时，使我终身难忘。这是一位肺结核空洞病人，咳痰咯血量大，痰结核菌阳性，拟施行全麻肺叶切除手术。吴教授从阅读病历、询问病史、读X片、查体，直至麻醉前评估、麻醉前准备、麻醉选择、麻醉前用药和具体麻醉方案，做了详细讲解，最后拟定采用“健侧单腔支气管内插管乙醚全身麻醉”。当年没有单腔支气管导管设备，吴教授就亲自动手制作，并成功用在病人身上。吴珏教授的开拓创业精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干，表现在麻醉学的各个方面，例如创造了国产“陶根记麻醉机”就是典型实例，从而推进了我国年幼的麻醉学事业向前迈了一大步，贡献很大。对他的这种精神非常钦佩，值得很好借鉴学习。
在这次示范教学中，又专门强调，麻醉工作必须遵循二条规则：①每做一项操作和处理，都首先要问问自己“Why?"（即为什么要这样去处理，哪怕是细小环节，都要先问自己“Why？然后再去做”），如果不知道，赶紧查书或请教别人，切忌“不懂装懂，害己害人”；②任何麻醉处理必须与当时的“病情”紧密联系，动脑筋思考，绝不要简单刻板从事，需掌握个体差异性，否则吃亏的是病人，自己也不可能提高。
吴教授为这一次术前访视工作的示范，运用实际病例教我如何“边思考、边工作”的方法，并给了我“Why？”及“与病情紧密结合”二句金玉良言，话虽简单，但哲理鲜明。他在平时带我做麻醉时，也常提问我“Why？”，当我答不全或答不出时，一般不会直接给我回答，而像是出了一道“考试题”，要我自己去求解答案。随后，他给我指定三本必读的参考书，① Guedal著：General Anesthesia（全身麻醉）; ② Lundy著：Clincal Anesthesia（临床麻醉）; ③ Collen着：Practice of Anesthesia（麻醉实践）。
当时国内还没有中文麻醉学专著，吴教授从1950年回国以后，已着手写成一本“临床麻醉学”，正在付印中。后来，书出版了，吴教授送我一本签名的“临床麻醉学”，我捷足先得，如饥如渴地一口气读完，得到了系统的知识，受益甚深。（可惜这本宝贵的书后来被人借去，没有归还，甚是遗憾！）
当年，董绍贤和方兆麟两位老师对我的培养也尽心尽力，非常重视，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帮我解决。董教授还将他自己多年心得体会的记录本借给我读，并同意抄录，非常实用的经验之作，受益匪浅。此外，麻醉科的孙衍元和邵怀璧二位麻醉护士，都是我的启蒙老师，耐心细致地教我实施各种麻醉操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记。
1953年初，华东地区军政卫生部委托吴教授举办“第一期麻醉护士训练班”，招收华东5省1市的学员二十余名，其中来自山东的有李殿智、李士芬和孙月兰三位护士。当时，吴教授为培养我的讲课能力，让我主讲这个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讲课，开始心里打怵，在吴教授认真指导和自己充分备课下，学员对讲课的效果反映尚属良好。
在吴教授“Why？”及“与病情紧密结合”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我学到了宝贵的学习方法，不仅在技术上学得细致扎实，更使我逐步积累了基本理论和知识，领悟到这种工作思路是无价之宝，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威力，也是我以后在济南单枪匹马工作，以及漫长五十余年工作期间的最基本工作守则，足以扩大思路，对麻醉前制定切实可行的麻醉方案，以及临场即时的麻醉处理产生了巨大的效应，是我一生没有发生严重差错和事故的根本保证。吴珏恩师孜孜不倦的的敬业精神和教学方法，对我的精心培养和教诲，确实感受到已经融化在我的全部医、教、研工作中，看了到实效。衷心感激恩师培养的苦心，终身不忘。
五、永远不会忘记的胸外科专家
我在中山医院工作的一年中，有幸与一些国内著名的外科专家共事，除恩师吴珏教授外，胸外科主任黄家驷教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黄教授也于1950年从美国回归，是我国胸腔外科的奠基人，被人尊称为“Chest Huang”（译为“胸腔黄”），名望甚大，著有《黄家驷外科学》巨书，后来调任上海医学院院长，又调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教授的名望地位虽高，但谦虚若怀、关心小辈成长的工作作风，震撼着我的心灵，使我终身领受教育，难以忘怀。
记得我第一次配合黄教授主司肺叶切除术的麻醉情景，由于手术牵拉肺门，导致病人频频咳呛、纵隔摆动，手术无法继续进行。当时我心惊胆颤，不知所措，黄教授不仅没有发脾气，相反用亲切安慰的语气轻声对我说：“小应！不要着急，想想办法，别着急！”，又问：“病人情况好吗？”。我在惊恐困惑之际，听到黄教授亲切和蔼的语气，顿时信心百倍，急中生智，果断加深麻醉，并及时调整了我的手控呼吸操作，控制了呛咳反应，手术得以继续进行。黄教授甚是满意，接着连连夸奖我：“做得很好！”。其实，事后我才知道黄教授已经在牵拉肺门的手法中下了功夫，变得更为轻柔了。
黄教授身为高级人物，为人处事具有高度涵养，处处为病人着想的工作作风体现在各个方面，对我这个刚入麻醉门槛的小字辈也这么尊重，确实有受惊若宠的感觉，使我深刻领悟到“麻醉中需要全面观察、主动配合手术步骤”的实施要领，也充分体会黄教授发扬“手术团队”精神的重视性。凭着黄教授挚着敬业的高超情节，处处为病人着想，事事尊重别人，真诚待人的工作作风，精神转化为物质可以使病人和同事都受益，敬佩至极，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黄教授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一辈子盘旋着，永远不会忘记。经历这次麻醉后，我感觉自己的麻醉质量有所改变。 非常敬佩麻醉前辈的敬业精神，:victory: 应诗达教授琐事回忆录之四：一例不寻常的“颈外动脉夹层瘤破裂出血”的抢救
这是1981年的急诊病例，时隔30年，平生遇到的一次特重抢救，记忆犹新，印象深刻。病情凶险，大家心中无底，但可看得出都心态焦急，抢救积极，勇往直前。当时，手术室内挤满医生护士，献计献策，个个浑身大汗，人多力量大，齐心协力，团队精神得到充分发扬，情景着实感人。我是主麻，又临时充当了抢救现场总指挥，场面紧张严峻，有条有序，步步为营，近5个小时奋战，病人终于得救。术后病人住院月余，恢复良好，病人及众位家属怀着感激心情和泪水愉快出院。医疗费用巨大，因家境贫困，医院予以全免。（请原谅，只能回忆大体，具体细节已记不清，但尚可窥以大概）。
【扼要病历】：
男性，40余岁，农民，右侧颈部出现“跳动性包块”已多年，但全身情况好，肌肉发达，担负重体力劳动，仅于用力时包块跳动厉害，当地医院诊为“血瘤？”，未予治疗。病人回忆有右侧颈部被重击既往史。近数月来，包块日见增大，入睡后经常出现“逼醒、坐起、喘息”症状，自后只能在半坐体位、头偏向于患侧的固定姿势下入睡，体力明显减退，干轻活时包块跳动显著加重，伴明显呼吸喘促，遂来我院诊治。
【局部检查】：
颈部包块呈椭圆形，高高隆起，边界清楚，8×９ｃｍ２大小，覆盖包块的皮肤已明显变薄、坏死、透亮，看到包块深处呈红褐色，手扪包块感到强力搏动，与心跳同步，确诊为“右侧颈外动脉夹层瘤”，随时有破裂危险，立即收住院准备急诊手术治疗。评估该病例的主要难题有：1.动脉瘤体积大，一旦破裂，必将猝死无疑；2.气管明显受压，呼吸深粗快速，不能有效保持呼吸道通畅；3.清醒或入睡时，只能保持“半坐位、嗅花点头式的强迫体位”，头部不敢轻易转动，稍予平卧时即出现窒息濒死感。病人神情高度紧张，迫切要求治疗。
【术前大会诊】：
医务科主任召集心血管外科、麻醉科、心内科、手术室、血库等有关科室的精兵强将，讨论抢救方案，拟订手术麻醉方案，评估可能出现的危象。与家属谈话说明病情凶险垂危，死于手术中的机会极大。病人和家属完全理解，迫切要求手术，死而无怨。
１。心血管外科：
确诊“外伤性右颈外动脉巨大夹层瘤”。第一步：拟先纵劈胸骨开胸，游离右颈总动脉，绕以阻断带，备随时阻断血流以有效控制动脉瘤裂口大出血。第二步：直接扩大动脉瘤裂口，循其内腔壁游离出瘤体近端和远端的“正常颈外动脉血管”，分别绕以阻断带，并予永久性结扎，保留夹层动脉瘤的瘤体不予切除，手术告结束。结扎前，仔细观察阻断右颈总动脉后的表现：（1）是否出现脑半球急性缺血性抽搐征象，结果为阴性；（2）扩大颈外动脉瘤破裂口，是否仍然喷血，结果是破裂口的出血速度显著缓慢，已无喷血现象。——待完成永久性结扎颈外动脉血管后，松开颈总动脉阻断带时，颈外动脉瘤腔内已不再出血，止血效果满意。术中输血量近4000毫升，血流动力学基本稳定。
２。麻醉科：
Ｘ线片见右颈动脉瘤压扁气管上段管腔已有1/3，气管及喉头被推向左侧移位。保持呼吸道通畅是首要问题，也是极其困难的关键问题。（1）上气道已半阻塞，采取局麻下“气管造口插管”最为理想，但造口插管必然严重干扰手术操作，且污染胸腔、纵隔与手术创口的风险极大，不可取。（2）“经口明视气管内插管”是唯一可取的措施，但难度极大：在病人处于“７0°半坐、嗅花点头式强迫体位”下施行清醒插管，从未遇到过，估计插管操作的难度非常大。（现在看，采取“表麻下纤支镜荧屏明视下气管插管”可能是最佳方案，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最后，拟定选用【表麻下清醒经口明视气管内插管】方案。同时提出右颈总动脉阻断时间需要严格控制，以尽量缩短脑半球缺血时间；备妥三条外周静脉输血途径及“左腕部桡动脉切开置管输血途径”（当时尚无动脉穿刺置管条件）。
３。心内科：心电图监护，监控左右心负荷骤增骤降变化，．．．．．．。
４。血库：备妥５０００ｍｌ新鲜血，配血时间紧迫。
【抢救经过】：
1.大会诊正在热烈讨论之际，病房值班护士急告：【颈部动脉瘤突然破裂，出血如喷涌，血压测不到，脉搏细速不清，心音微弱，心电图心率140 bpm，呼吸困难，骚动挣扎！！！,值班医生已采取双手强力压迫止血，并予快速输液输血】。——“动脉瘤破裂！”一声号令，抢救总攻开始，会诊中断，各自飞奔自己科室准备抢救器械用具，心往一处想，行动迅速，情绪高昂。
2.压迫颈动脉瘤裂口出血，一位医生用双手重压的力量已无效，渗血仍然快速，后改为一位医生在“患侧颈部”用双手重压，另一位医生在“健侧颈部”做对抗性压迫，渗血方始明显减缓，同时又起到防止取半坐位的病人被推歪致坠床危险，但呼吸困难加重了。——在病人直坐状态下，同时有四只大手丝毫不能松懈重压的情况下，将病人连同病床飞快地送至手术室，并抱上手术床，确实不是容易之举，其间有专人管面罩供氧，专人管快速输血，专人听心跳，…….。可看出，“人多力量大”的威力。尽管如此，颈部鲜血仍然流淌不息。
3.接下来的是麻醉科保持呼吸道通畅的难关：【如何在病人“半坐、嗅花点头体位”下完成紧急气管内插管？】
（１）病人在手术台上保持“半坐嗅花点头体位”，需要众多医生护士围护，以暂时止血和防止病人歪倒坠床。但直坐位违背抢救休克“平卧头低位”的原则，矛盾不能克服，只能采取快速输血以资抗衡。麻醉前血压已恢复至100/80mmHg，心率120 bpm。
（２）意想不到的“异常别扭”的插管体位：病人直坐、头呈固定不能后仰、颈部有四只大手占位，如何完成“经口清醒插管”操作？心中一点没有数。
——病人犹如站着，插管者需要居高临下、“飞跃过病人头顶”的姿势去完成喉镜显露声门、插入导管，显然是做不到的。面临的别扭困境足以想象。
——灵机一动，改插管者站在病人的右侧（患侧），站在高登上，与病人取平行位，在颈部有众多医生包围圈的干扰之中，经反复几次喉镜显露和试插，最后取得了插管成功，导管越过了气管被压部位，呼吸困难获得解除，闯过了难关。此际，我已汗流如注，湿透衣裤，肌肉僵直，全身乏力。
——幸亏病人不是“difficult airway”病例，且事先已充分理解“气管内插管”是决定安危的关键步骤。所以，病人尽管非常痛苦，但仍然坚持良好配合，保证了插管成功。
（3） 插管成功后，两位医生的四只大手重压仍然不能丝毫松懈，但病人已允许慢慢摇平手术台为水平位，血流动力学趋于稳定，开始静脉注射羟丁酸钠诱导，Narcomed麻醉机吸入安氟醚，辅用泮库溴铵机械呼吸，维持浅麻醉，特别关注输液补血工作，量出而入，并施行部分血液稀释以扩充血容量，结合抗休克综合治疗，血压脉率维持接近正常。
（4） 病人改为平仰卧位后，四只大手压迫颈部止血的任务仍不能片刻松懈。手术分二步进行：第一步纵劈胸骨开胸，安置右颈总动脉阻断带；第二步移除四只大手，消毒颈部皮肤，因出血迅猛，随即阻断颈总动脉，出血减缓，扩大颈动脉瘤裂口，……….，结扎右颈外动脉（已如前述）。手术顺利告终，术毕病人全身情况已基本稳定。
在病人处于失血性休克、半坐、头部固定的强迫体位下，施行紧急气管内插管，平生只遇到这一次，给麻醉提出严峻考验，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进行操作，侥幸闯过了难关，病人的结局总算不错，贴出共享。现在看来，如果采取“纤支镜荧屏直视下插管”可能是最佳方案，但没有具体经验，成功与否也难说。未知众位同行们有何新的改进建议，不吝赐教，衷心愿望并聆听！ 应诗达教授琐事回忆录之五：难熬的实习医生医学院47-52年级共108名同学，人数太多，安排临床实习基地非常困难，后来经政府规定，将六年学制缩短半年至一年，根据前四年的学习总成绩等条件，将108名同学分为二大组，第一组先实习，实习结束即予毕业分配，第二组继续学习半年后实习。我被编入第一组，1951年进《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实习，1952年7月进《上海医学院临床学院外科学院》（即“中山医院”）麻醉科工作，接受吴
珏教授亲自培训。
一、 实习环境
“中美医院”的前身是抗战前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是老同济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具有相当规模的高级医院。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接管，与当时的美国联合救济总署合办，改名为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解放初期仍沿用原名。（如今已改名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在中美医院实习，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最艰苦、也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一年。上级医师对教学极其负责，严格认真，不仅传授技术，更主要的是训练一个具备基本素质的合格医师，贯穿于实习一年的始终。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感触甚深，虽然艰苦，也难熬，但收获极大，是影响我从医一辈子的里程碑。
当时，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实行“24小时听班制”，工作生活都必须在医院内，不能私自外出，节假日也不例外，不折不扣执行，非常严格。吃住全部免费。五张双人床的宿舍，很拥挤，休息条件差，但宿舍环境卫生有专人负责，被罩床单定期更换，隔离衣随时收取、洗干净、烫平并放回原处，宿舍内外干干净净，有着医院里特别有的消毒药水芬芳气味，看得出管理水平相当高。饭菜质量高，每天大圆桌热饭、四大盘热菜一大碗汤，凑足十人即可开吃，对我来说是从未享受过的丰盛佳肴，非常开心。一件新鲜事：在宿舍走廊及医院的角角落落都按装麦克风（喇叭），不时传出轻柔优雅的传呼声：“XXX医生马上到X病房！”。此外，还按月发给48元津贴，心想既来学习，三餐好饭免费供应，还提供“大笔”工资，心里暗暗自喜。但好景不长，经历了最初几天的24小时听班制生活后，感到休息睡眠无保证，常有晕头转向的感觉，精神处于高度绷紧状态。不论白天、晚间或节假日，只要听到麦克风呼叫自己的名字，心里就紧张，更不敢丝毫怠慢，丢下眼前的任何工作和私事，马上小跑步到病房，处理一些静脉输液不通畅、胃肠吸引管不通或脱出、伤口敷料更换、导尿管不通、腹胀难受、病人不能入睡等常见的临床工作，规定值班护士可不直接处理，上级住院医师往往已先期到位，但不插手处理，这些临床小工作必须由实习医生亲自来完成。
实习医生24小时听班，精神处于绷紧状态，确实是一种煎熬，但必须忍受。上级住院医师说：“病人有需要，随呼随到！”，这是锻炼一个合格医生必须具备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最基本的素质训练课程，需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二、实习生涯纪实实习医生不分昼夜在医院里转，每周只有星期日的下午1点到5点是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所以特别珍惜，每到周日下午1点整，就急急匆匆离开医院，坐公交车到家已是2点，与母亲叙谈到4点又必须启程返回医院，参加5点整由住院总医师带领的晚间大查房，迟到或缺席者都被记录，会影响到顺利毕业，所以谁也不敢轻意违反纪律。
实习医生由固定的病房住院医师带领，管理4～6张病床的病人，每天的工作是观察病情、体检、换药、静脉输液、随时动手做三大常规化验检查、详细记录病程、完成出入院病历书写。此外，轮流参加门诊、急诊值班或上手术台等工作。每逢病人出院，及时完成出院记录。新病人入院后，必须在当天做完一整套工作（病史询问，体格检查，血、粪便和尿常规化验，需要时亲自完成血沉、痰液、胃十二指肠液、骨髓标本分析等特殊检查（都不允许送医院总化验室），最后撰写入院病历。其中负担最重的是：老病人刚出院，随即有新病人住入你的床位，不论上午、下午或晚间住入，都必须在次日主治医师“早查房”之前完成全部病历，包括初步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案，提出依据所在和存在的问题。为找到依据，都必须翻参考书复习有关知识。可以想象，当时的实习医生几乎是没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整天忙忙碌碌的情景完全可以用“手脚并用”来形容。
主治医师都非常重视“早查房”的质量，首先听实习医生汇报每一位老病人的当前病情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对新住院的病人，先拿着病历牌翻阅，同时听实习医生报告全病历，所以实习医生必须事先背熟病历的全部资料（这是一项非常难予修练的硬功夫）。报告病历完毕后，由上级住院医师进行补充。然后，主治医师开始分析讲解，并随时提问。如果病历书写潦草、有遗漏，或有错，或对提问答错或答不出，马上会在病床前毫不留情面地不断认真追问，有决不罢休之势，实习医生往往脸红、耳臊、淌汗是家常事，个别女同学甚至流泪欲哭。上级住院医师说：这是训练一位医生工作的“严密性”、“理论联系实践”以及“学以致用”的必经之途，要经得住考验，要多动脑筋，要事先充分准备。后来，大家对这种严格近乎残酷的训练方式逐渐习惯并有了充分理解，这是培养实习医生职业道德和技术快速成长的优良方法，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实习医生的重担实习医生的负担确实太重，最怕一个病人下午刚出院，接着有新病人住入你的床位，办理完病人出院记录等事项后，接着就要投入新病人整套的新病历资料工作，只能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记得曾有一次我正患感冒，又恰巧遇到上述的情况，当时心情万分焦急，抵抗力骤降，仅是一般性的感冒竟然演变为“急性上颌窦炎”，发烧39°C，眼面部胀痛，头昏目眩，五官科医师嘱我住院治疗，但我只是在门诊接受上颌窦穿刺冲洗和青霉素肌注治疗，坚持完成了新病人的全部病历和化验资料，确实体力陷于崩溃边缘，也熬过来了。
平时，我们实习同学之间各忙各的，见面机会不多，普遍感到太累，稍有空闲就各自休息或静养，即使见面也已无余力再相互切磋学习心得体会。
上级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对病人全面负责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感染了实习医生。上级住院医师也是直接管理实习医生工作学习全面成长的负责人。上级医师随时会征求病人对实习医生的评语，从而来考察每一位实习医生的真实工作态度和服务质量，可谓用心良苦、尽心尽责。非常赞赏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式，但实习医生的重担确实难熬，不禁会想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老谚语。
四、实习期满的感受学校对实习医生的严厉苛求，从表面上看，似乎已达到不尽人情的地步。最初，大家对24小时听班制度，感到特别厌恶。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有上级住院医师的不断开导和点拨，逐渐认识到这是培养一个合格医师的必经之路。想不到“24小时值班”的严苛制度，竟然还包涵着如此深厚的教育含义！这是大多数实习医生期满以后的普遍共识。
实习医生只要自己尽心尽力，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中，虚心向上级医师讨教，争取最大的帮助，成长速度会相当快的。随着工作的逐步熟练，厌恶程度也相应地逐渐缓解，在病床前受到主治医师责问的遭遇也大见减少。直至实习后期，大家越来越理解：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实习医生所遇到的严求苛刻的工作环境，确确实实是培养一个医生使命感、责任心，以及造就职业道德素养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为“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人生价值观打下坚实的基础。
回想起中美医院的临床老师，不论是住院医师、主治医师，或是授课的教授们（如外科裘法祖，内科陶宛乐、过晋源，骨科涂开元，耳鼻喉科李宝实，整形外科张涤生等等，都是从国外学习或工作后回归祖国到临床医生），在对待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方面，对工作严谨的科学风格方面，都那么地相似，犹如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似的一样，对病人慈祥体贴，充满爱心，对工作严守准时，严峻深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等等超优的内涵，我想这是“严师出高徒”的缘故。至今，上级医师高度负责和充满爱心的面貌，历历在眼前闪跃，一辈子不会忘怀，影响着我日后的工作态度。对老师们严格培育之恩，受益甚多，终身难忘，谨表示衷心感谢。
一年实习生涯，既学到了技术，更领悟到一个合格的医师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收获颇丰。实习医生的艰辛工作环境是不会变的，解决的办法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态来谋求适应。在完成一年实习的里程中，我获得了思想和技术双丰收，有了深刻的印象，内心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也初步领略到攀登科学高峰需要付出艰幸困苦、无私奉献的代价，舍此别无捷径可取。 应诗达教授琐事回忆录之六：初出茅庐工作的年代初出茅庐是指我在1953～1957年在齐鲁医院任住院医师的年代。
我在中山医院麻醉科工作的时间仅只一年余，尽管有吴珏恩师等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实践机会也多，操作已比较熟练，有关理论知识也略知一二。凭着为祖国建设的热情，于1953年9月单枪匹马闯到济南，在齐鲁医院独撑起全部麻醉工作，以吴珏恩师为榜样，有着为建设山东麻醉事业的朦胧雄心壮志，确实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越来越多，思想负担也越显沉重。在“上无老师、下无助手”的环境工作，特别是面对病情危重的急腹症病例，确实常使我陷于拿不定主意、近乎盲目处理的困境，感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还相当欠缺不全，心里着实打蹉。尽管我有工作热情，敬业尽职，认真负责，不计较时间，但单枪匹马干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滋味，击中了我的大脑，触动我反思，问题还在于理论知识面太窄，也没有认真主动进一步提高理论学习的决心，不免惆怅不安。怎么办？
苦思冥想良久，“书中自有黄金屋”给了我再次启发，唯一能够解决理论问题的办法是进图书馆，求索于书本。思想上点通了，行动也就跟上，发现图书馆里确实藏有珍宝，可逐步弥补理论知识不足的问题，提高也在加快之中。随后，读书也就成了我当年的习惯，但时间不充裕是矛盾。设法“挤时间”是解决矛盾的关键，体会顽强学习，力求举一反三，可以无师自通。（详见后述）。
有人说：合理的训练，叫“锻炼”；不合理的训练叫“磨练”。我的一生既有合理的锻炼，也有痛苦的磨练，在半个多世纪的孜孜追求中，终于结出了一点成果。深深体会，工作要有激情，激情可获得“永远向上”的巨大推动力，能够改变周围环境，在一生中获取最大的幸福。
一、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1953年9月9日，24岁，我在齐鲁医院外科正式上班，也是我单枪匹马艰苦工作的开始。当时，我是外科第二年住院医师，但对外科的具体工作确实比较陌生，而院长又要我担起麻醉工作，是孤身一人的工作。这是一份“双肩挑”的工作，艰难程度和疲劳强度可以想象，但我终于咬牙挺了过来。其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是，工作环境不会变，可变的是你如何去适应和改变环境，尽管道路坎坷，但坎坷可促进思想转变为行动。
我从1953年9月起挑起“双重”工作，直至1957年6月晋升为外科主治医师，其间的里程可谓错综复杂，艰辛困苦，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看到自己在外科和麻醉两个专业领域内获得了双赢，攀上高峰的感觉油然而生，心里确实无比欣慰和自豪。
（一） 北方生活的考验和转变我从出生至1953年9月，从未离开过上海一步，如今从繁华嘈杂的大城市上海，初来乍到古朴典雅的北方城市济南，别有风味，感到既新鲜又陌生，特别在生活环境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相当不适应，我面临着北方生活的考验。
首先是饮食不习惯。当时北方实行口粮定量搭配供应制，每月初从食堂兑回饭票和菜票，饭票有“细粮”和“粗粮”之分，馒头是细粮，是主食；大米饭、稀粥和窝窝头是粗粮，但大米的供应量极为有限。我习惯吃大米饭，再加工作无定时，晚去食堂时大米饭早已售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人说“饥不择食”，但馒头或窝窝头在我嘴里只嚼不咽，确是怪事，吃一顿馒头或窝窝头需花费半个多小时，甚是苦恼。后来发现将馒头掰碎，蘸着菜汤或泡在稀饭里，就很容易下咽，总算解决了吃饭慢的苦恼。
在住宿方面更是不习惯。医院有5栋二层楼的单身宿舍，集中在一个大院里，古老陈旧的建筑，楼里不设盥洗室和厕所。记得刚住入的第一天，人生地不熟，便急时居然找不到厕所，闹了笑话，尴尬的情景记忆犹新。后来发现盥洗室单独设在大院的另一角，是一间简陋阴暗潮湿肮脏的平房，洗脸、刷牙、洗衣都在其中。男、女厕所则建在盥洗室平房的两头，蹲式便坑，四周无任何遮拦，以前从未曾见到过，肮脏不堪、臭气熏人。这是难以适应的环境，特别是冬天、雨天和晚间，每次洗脸、刷牙和上厕所就有遭罪的感觉。
生活上的别别扭扭，延续了较长时间，其间不免产生了思想起伏，不时会冒出后悔的想法，如果当初能听吴珏恩师的劝导继续留在上医工作，该有多好！但是，另一种想法也在脑海中盘旋：当初我甘心情愿来山东，为的是什么？青少年时期蕴壌着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信念到哪里去了？眼看着有那么多贫苦农民兄弟姐妹等着我去服务，怎能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不习惯而打退堂鼓？志气不能磨灭，路是人走出来的，“既来之则安之”，做好为劳苦大众服务是根本。这样，思想上逐渐有了转变，工作激情占为主导，忙碌紧张的工作也促使我无闲顾及生活方面的不习惯，在入乡随俗中不知不觉得到了解决，而且对济南产生了感情，以致有人问我，你是那地方人？我总会毫不犹疑地戏称，“我是济南人！老济南！”。
（二）1953年前齐鲁医院是沉睡的1953年的齐鲁医院规模相当小，主体是古老陈旧的“共和楼”（2层楼）和“解放楼”（4层楼），建在一条小街的两边，两栋楼之间有“过街桥”贯通，环境和卫生面貌十分差劲，与清洁整齐的“中美医院”和“中山医院”无法比拟，心里特别别扭。
当时，医院总床位仅250张，手术室只有一个正规手术台和一个简易手术台，外科规模小且杂乱，手术种类单纯，主要是胃大部切除、脾切除、疝修补、阴囊积水鞘膜返转、大隐静脉曲张切断、膀胱结石摘除、胸廓成型、慢性骨髓炎搔刮等中小型手术。一周5天的手术总数尚不及中山医院一天的手术量。
外科病房是两间直通式的大房间，每个房间按36张病床，男女病人分别住一大间，但普外科、骨科、胸科和泌尿科，成人和小儿，以及手术前和手术后病人都混杂在一个大房间内，显然病人的睡眠休养环境是相当差的，相互之间的心理干扰甚至创伤也是相当严重的。
但是，外科的专业分支亚科已初步具备，外科医师和护士可谓正统科班出身，兵强马壮，绝大多数是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正规医师。当时外科医师共16位，其中8位是高年医师分别掌管骨科、普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业务；其余7位与我一样，同是52年刚毕业的住院医师，分别安排在相应的专业，当时我被编入普外科，兼做麻醉工作。
那时，外科医生中除普外科刘医师是“成都人”（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和我是“上海人”外，其余都是山东当地人。我俩的普通话都说得不够利索，尤其对姓字蒋江姜、赵曹邵、王黄皇、顾郭谷、….等的“发音”是分不清的。因此，如果在科会中发言，就会招来北方同事们屡屡哄堂大笑，发言被打断，其“逗乐”程度近乎在羞辱人，感到某些人的地方观念太深，心中非常不悦。看来，南方人到北方生活，北方人到南方生活，要达到彼此融洽，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当时，外科的住院病人多数是国内战争及抗美援朝负伤后遗症的长期住院病人。手术也单一，普外科以胃、肠、脾、疝气手术为主；骨科以骨折开放复位石膏固定、慢性骨髓炎搔刮引流手术为主；胸外科以脓胸或肺结核空洞胸廓改型术为主。但是，急诊手术相当多，病人主要从黄河北岸几个贫穷县的县医院转来，诸如胃穿孔、肠梗阻、肠套叠、胆道蛔虫、阑尾炎、嵌顿疝等，病情大多已达到严重腹膜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状态；复杂外伤、多发性骨折等多已陷于严重创伤出血性休克状态，处理相当困难。
（三） 没有“专职麻醉医师”概念的苦恼当年的麻醉工作全部由实习医生或住院医师干，麻醉方法原始单一，没有麻醉机等基本设备。普鲁卡因腰麻由手术医师施行，注药后去刷手，病人交给巡回护士观察。单纯硫喷妥钠静脉麻醉由手术室护士长施行。乙醚开放点滴麻醉由低年住院医师实施，都是临时从病房召来。气管内插管“福拉格”式开放乙醚麻醉属高档麻醉方法，例数甚少，由高年住院医师实施。据护士长说，曾有二次乙醚开放点滴诱导下气管内插管，因插管屡屡未成，病人死在手术台上。
当年，齐鲁医院无“麻醉科”和“专职麻醉医师”的基本概念。骨科张医师于1947年在天津市总医院任第一年外科助理住院医师时，曾轮转“麻醉”跟着外国麻醉医生学习过一些麻醉操作，包括气管内插管技术和自制的“水封瓶式的半开放冲气式麻醉”。随后，张医师调来我院任骨科医师，兼做“麻醉指导老师”，早年曾做过3例胸腔内手术均死亡，显然与麻醉不过关有着密切关系。
基于齐鲁医院外科已有“麻醉指导老师”的先例，所以在我进外科后，理所当然地步其后尘，既当外科住院医师，又兼任“麻醉指导老师”。当年，我对外科工作很生疏，但既要完成门诊、急诊室、病房和上手术台等工作，还负责带一组实习医生工作，同时每逢“病情严重的手术”不论昼夜都要由我来施行“麻醉”，无形中担起了外科兼麻醉的“双肩挑”工作，负担之重可以想象。其实，有吴珏恩师的影响在先，我内心考虑的还是如何开展麻醉工作，隐约地有一种使命感——在山东建立麻醉学科。但是，“双肩挑”工作对于我刚迈进麻醉门槛仅一年的单枪匹马人来说确非容易。我的愿望是想专攻一门麻醉工作，充满着期盼。
当年，齐鲁医院外科人才济济，兵强马壮，在山东的名气相当大，但我感觉外科的业务徒有虚名，特别是麻醉工作落后，技术拙劣，明显地制约着外科业务的发展，众多医生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局面。听手术室护士长说，急腹症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例经常发生；仅有的3例肺叶切除术，一例因气管插管屡插不成而死在手术台上，一例在手术进行中莫名其妙地死亡了，一例在术后几小时死亡，自后再也未见开展过胸腔内手术。经了解，这三例都采用气管内插管“半开放冲气式麻醉”（已如前述），二例围术期死亡显然系剖胸后严重纵隔摆动、肺萎陷和CO2排出障碍等恶性病理生理变化所致。另外，曾一例本院的清洁工在腰麻下接受痔疮手术，术后遗留永久性截瘫并发症，长期住院后死亡。
我听到这些恶讯后，“尽快改变麻醉现状”的信念有了进一步加深。首先将“循环紧闭式麻醉”用于胸腔内手术，二例肺叶切除和一例下段食管癌手术相继获得成功。尽管手术者的技术相当生疏，耗时都长达7、8小时，但毕竟刷新了胸外科剖胸手术从未成功的历史记录。这原本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好事，但恰惹起一场苦辣心酸的闹心事：在科例会总结时，我谈及“麻醉、抗炎与输血”是保证手术成功的三大要素，麻醉为手术创造了必备条件，是保证手术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我原本想籍此机会宣传“麻醉工作”的重要性，想不到竟然会引起这位主持胸腔手术的曹医师异常反感，摆出老资格的架势大放厥词，反复诉说这是他“一把刀”妙手回春的功力，自傲自喜，并狠狠地当众责问我“麻醉能治病吗？”。随着他的发言，我面临着全外科“群起而攻之”的难堪局面。当时，我是刚进科不久的小字辈医生，心里虽憋屈，但无法申辩。其实，是我在介绍中山医院胸外科黄家驷、石美鑫等医师手术熟练快速的经历时，无意中触犯了这位曹医师的自尊心。自后，“外科贬低麻醉工作”的压力有增无减。——这是我单独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的苦脑事，心里憋屈了较长时间！事后，我采取了阿Q式想法：“我是在为病人服务，不是为你（指手术医生）服务的！”。心态随着想法而平伏了，以后我一直抱着“我素我行”的态度，不作任何申辩，但在配合手术方面绝不马虎从事。后来遇到一例肺脓疡大咯血病例采用了健侧支气管插管单肺呼吸麻醉获得成功，日久知人心，逐渐顶住了这股“麻醉无足轻重”历史遗留的顽固势力，我的工作环境有了明显改观。
这位诡异的曹医师还表现在“技术垄断”上，始终不肯让其唯一的多年助手胡医师执刀。待胡医师与我在1957年晋升为主治医师以后，应邀前往附近的某兄弟医院开展胸腔内手术（院方批准），也屡屡获得成功，从此打破了曹医师的技术垄断，自尊心高度膨胀也随之有增无减，暗施“小鞋”的伎俩从未间断，阻挡了胸外科的顺利发展。1958年曹医师被下放基层医院，以“没有助手”和“没有麻醉条件”为藉口，就此“息刀”，庸庸碌碌混日子了。心想，天下无奇不有，曹医师心胸狭窄、自高自大、待人叼拙的作风结果是作繭自缠，为之叹息。胸外科工作自从胡医师接替工作后开始有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四） 再次遇到24小时听班的负担当时，外科实行白天8～18时的12小时工作制，晚间12小时由住院总医师带领一位住院医师和一组实习医生通宵值班。当然我也得轮流值外科夜班，并带领一组实习医生处理急诊病例。我带的第一个实习医生夜班组由三位实习医生组成，他们年轻活跃，性格开朗，工作热情高，晚间12小时的工作虽忙碌，但紧张有序，气氛活跃，记忆深刻。他们3位都于毕业后留在齐鲁医院外科工作。
我在上医已接受吴珏教授的正规专业培训，技术操作较熟练，麻醉处理方法也多，原本我只是为外科手术施行麻醉，随后逐渐被妇产科、五官科手术科室同道们赏识，都纷纷要求我参与他们科手术的麻醉。这样，我的“双肩挑”负担更为加重，而且再次进入了24小时“随呼随到”的工作状态，晚间不值班时也得随时被召去施行妇产科的急诊危重病例麻醉。因此，每个月中连续24小时甚至36小时工作的场合总得遇上几次，成了名符其实的“驻全院”医师，以致常有晕头转向、哈欠连篇、随时想瞌睡的状态，确实辛苦。好歹当时年轻，又是单身汉，抽空打盹片刻，体力就能恢复。这种24小时听班制，无形中约束着我不能离开医院。如果外出，必须向手术室值班护士说明去处，以便于临时召回工作。记得，当年医院工会常组织全院职工去电影院看教育电影，我从电影院被急召回医院参加急诊麻醉的事例已不是稀罕事。
这种变相的24小时听班工作，约干到1954年初时，自觉体力严重透支。考虑再三，就向赵院长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①明确我为“专职麻醉医师”以调整我的工作时间，减轻体力透支问题；②选派1～2位外科住院医师跟我学习麻醉，明确为“专职麻醉医师”；③增添麻醉器械用具药品等设备；④筹建独立的“麻醉科”建制。随后，院里的答复是：仍然是外科住院医师，担任门诊、病房和手术工作，不参加急症值班，不带领实习医生组；抽调3位基础较好的手术室护士跟我学习麻醉，职称定为“麻醉士”；同意增添麻醉机等器械用具。这样，从表面上看，工作负荷有所减轻，专职麻醉人员有了初步落实。但实际上，增添了“麻醉士”培训任务，工作量不仅未见减轻，反而加重，但为筹建“麻醉科”的愿望打基础，只能继续打持久战。在培训麻醉士的最初3年期间，全院的疑难危重病例麻醉仍然需要我亲自去干，24小时随呼随到的听班状态依旧没有改变，直至1957年晋升为外科主治医师、同时“麻醉士”的技术也已比较熟练以后，方始解脱了我为期4年余“24小时听班制”的苦恼。
1958年元月初，医务科长黎萍医师通知我，院党总支采纳了我的建议：完全脱离外科编制，任“专职麻醉医师”，建立“麻醉科”，任命我为科负责人。一听之下，特大喜讯，高兴非凡，4年多的日夜辛勤工作已得到院领导首肯，外科兼麻醉“双肩挑”工作得到彻底摆脱，我的愿望初步实现，犹如攀登上一座高峰，内心无比喜悦和欣慰。
二、单枪匹马工作的鞭策
1953年9月来到齐鲁医院后，确实心存为山东麻醉学科发展做一番事业的朦胧雄心壮志，但在实践过程中，没有老师在一旁随时点拨，越来越感到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常有迷途羔羊的困惑。
曾遇一例右肺上叶结核性空洞反复大量咳痰咯血的急诊病例，命在旦夕，拟在全身麻醉下手术，如何保持呼吸道通畅？面临巨大困难，随即写信求教于中山医院麻醉科方兆麟老师，得到热忱指导和详尽解答，复信亢长，笔迹恭正，启发鼓励，详尽叙述具体操作要领，并附有自制单腔支气管导管的制作方法。读信时感动得流泪，终身难忘。但是，毕竟占用了方老师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甚感不安。远水救不了近渴，非长远之计，苦恼良久未能解决，后来下决心进图书馆，力谋自行解决，并给自己做了几条规定：①建立“工作日志”，逐日记录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不能自解的问题，工作顺利或不顺利的经验与教训。（多年来我养成记录“工作日志”的习惯，但***期间大部分工作日志丢失，翻阅剩余的日志，勾起了我的回忆，很有意义）；②进图书馆，首先找出馆存的全部有关麻醉专业书籍和期刊的图书“编码”，记录于笔记本，这样可加速我找书的速度；③每周至少进图书馆1次，争取2次，根据“工作日志”中记录的疑问难题，找出针对性的资料进行阅读、思考，做好摘记；④齐鲁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相当大，解放前外国医师留下了大量英文书刊，有关麻醉学专著和杂志也基本齐全，虽然版本较老，但对我来说，学习其中的麻醉原则和技术要领还是绰绰有余的；⑤借书出馆，便于随时阅读，但借出期限只有一个月，频繁借还，甚感麻烦，后与馆长商量长期借出的问题，理由是全医学院只有我一人干麻醉，借书人也只有我一人。幸蒙馆长破例同意延长归还期限为一年，还可以续借。这样，几本当年著名的麻醉学专著，如Lundy的《Anesthesia》；Guedel的《General Anesthesia》；Adriani的《Phamarcology of Anesthetics》；Collen的《Principal and Practice of Anesthesia》；Waters和Lundy的《Fundamentals of Anesthesia, An Outline》second Ed. 1944都长年放在我的书架上，抽空细读做笔记；⑥从高中到大学，德文是我的主修课，为锻炼阅读英文文献速度、熟悉英文医学专用词汇和术语，规定自己对Collen的《Principal and Practice of Anesthesia》和Waters的《Fundamentals of Anesthesia, An Outline》二本书进行全面翻译，利用晚间或早晨4点起床坚持习作，对于我初出茅庐的人来说，既学到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又提高了英语水平，苦功夫没有白费，收效甚大。
我对当时的两本译作以及工作日志视为珍宝。辛勤学习，从中找到答案，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尝到了甜头，慢慢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其间经常警示自己：“干到老，学到老，坚持不息、永不松懈”。读书是一个劳累的过程，但能够得到知识更新，也感到舒心。在劳累和舒心交替中，关键在于自己明确读书的目的，如何去正确对待，要有足够的毅力，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才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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