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获诺贝尔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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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今天，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获得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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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罗伯特·爱德华教授和同事一起成功地使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从此开创了生殖医学领域的新纪元，这项技术被称为医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迄今为止，全球已有上百万试管婴儿诞生。

爱德华，著名“试管婴儿之父”。1948年毕业于北威尔士大学农业和动物学专业；195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动物基因研究生学位；1956年至1978年从事生殖生理学研究，并成功使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983年至1984年创立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研究会，并创办《人类生殖》杂志；2001年，由于在人类不育症治疗领域的突出成就，获得美国阿尔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

作为辅助生殖手段，试管婴儿在20多年前也曾被世界舆论界视为洪水猛兽而大加抨击，但时至今日，这项技术已经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并被认为是20世纪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技术发明之一。而对于克隆人，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说：

“从个人来讲，我坚决反对现在进行克隆人研究，因为这是不安全的。我们都知道克隆羊“多利”的案例。接受克隆试验的277个卵细胞只有29个发育成胚胎，其中只有多利一个正常出生，其他都是不正常的畸形胎儿。”

“克隆单纯从技术上讲非常简单，就是把卵细胞中DNA去掉，然后移入体细胞中的DNA。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试管婴儿实验室中丢可以完成，困难在于如何降低克隆的危险。”

“如何试验证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保证克隆的安全性了，那么克隆人的问题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进入了伦理讨论的层面。综合各种考虑，各国政府可能会同意，也可能会反对，到那时候，我可能会支持克隆人。但是现在，绝不。”

罗伯特-爱德华：反对现在进行克隆人研究

2004年4月22日，罗伯特-爱德华曾在北京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访问，表示反对现在进行克隆人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介绍一下您对克隆人的个人观点？

爱德华:从个人来讲，我坚决反对现在进行克隆人研究(爱德华教授反复强调了“现在”这个词)，因为这是不安全的。我们都知道克隆羊“多莉”的案例。接受克隆试验的277个卵细胞只有29个发育成胚胎，其中只有“多莉”一个正常出生，其他都是不正常的畸形胎儿。在以后进行的试验中，畸形出现的几率更高。在牛、猫、兔子和其他动物上做的试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保证对人体进行克隆试验的安全性，而我的观点是，如果不能够用一次又一次的动物试验来证明某种技术的安全性，那就决不应当把它施加于人体。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试管婴儿之父”，当年您在从事试管婴儿研究时候，是否也经历过许多失败，并遭遇伦理学的挑战？

爱德华:我和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从1966年就开始进行治疗不孕症的理论研究，我们试图找出另一种新途径来解决问题，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这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直到1977年，经IVF受孕的约80例患者都没过几星期就流产了。后来，我和帕特里克改进试验方式，然后我说服他，这是安全可行的，会给患者带来好处。我们遇到了约翰·布朗和莱斯利·布朗夫妇。莱斯利因输卵管阻塞，9年未育。我对她说，我们可以采取IVF的方法使她怀孕，但可能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流产、胎儿不健康等等，不过我们改进后的技术可以尽可能降低这些风险。莱斯利说，没问题，他们对此做好了准备，并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1977年11月10日，莱斯利·布朗接受了IVF，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1978年7月25日，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以剖腹产的形式来到世间。

尽管路易斯·布朗的出生在舆论界曾引起很大轰动，媒体压力也影响到了她的生活，但路易斯仍然是一个健康而快乐的正常人。现在，她在一家幼儿园工作，有自己的男朋友。虽然并不像外界误传的“已经结婚生子”，但她的妹妹，也是借助IVF出生的纳塔莉·布朗却的确是第一个做母亲的试管婴儿，而且我相信，路易斯很快也会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生出健康的下一代。尽管试管婴儿可能会带来一些伦理上的问题，但世界上哪里有完美无缺、人人赞同的事情呢？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了100万借助IVF来到世间的婴儿，我相信，对这些家庭来说，IVF是有益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您在提到您当年所从事的试管婴儿研究的时候，用到了“艰辛而漫长的过程”的形容。克隆人研究的历史迄今为止也不到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败和挫折，应该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您不认为您现在这样反对克隆人研究，看上去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吗？

爱德华:区别在于，100万IVF试管婴儿的存在，证明这项技术是安全的。在这之前，我们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和动物试验，来确保IVF的安全性。这和克隆人不一样。克隆羊多莉诞生的罗斯林研究所做过许多项克隆试验，产生了大量畸形的胚胎，极少数生下来的也都在生理上不正常。动物尚且如此，如果换成了人，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算克隆人能够出生并活下来，他的命运也会是悲惨的。因此，克隆人现在不可行。

三联生活周刊:您着重强调了克隆人在“现在”是不可行的，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技术手段能够保障克隆人的安全性，您就会对此表示赞成呢？

爱德华:我只能说，那是可能的。要知道，克隆单纯从技术上讲非常简单，就是把卵细胞中的DNA去掉，然后移入体细胞中的DNA。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试管婴儿实验室中都可以完成。因此，如果你明天听说在某地诞生了一个克隆人，这一点都不奇怪。困难在于如何降低克隆的危险。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研究小组撰写的关于克隆兔子的论文，我个人认为，在世界上从事克隆研究的科学家中，这个研究小组是最负责任的。在试验中，在将移入体细胞DNA的卵细胞种入子宫前，他们将其置于外部观察了一周，结果27个卵细胞有10个种入成功形成胚胎，最后出生了6个，其中5个是正常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说明技术手段上的改进可以显著提高克隆成功率。在某一天，可能就是明天，下星期，下个月或是几十年后，动物试验证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保证克隆的安全性了，那么克隆人的问题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进入了伦理讨论的层面。综合各种考虑，各国政府可能会同意，也可能会反对，因此我只能说，到那时候，我可能会支持克隆人。但是现在，绝不。

三联生活周刊:在媒体见面会上，您提到安蒂诺里是你的朋友，但如果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您认为安蒂诺里的所做所为是否是严肃的？

爱德华:安蒂诺里曾经是我的老朋友(爱德华教授在此处着重强调了动词的过去时态)，我们认识了很多年。许多研究人员，包括前一段时间成功克隆兔子的那个法国研究小组，都是安蒂诺里介绍给我的。作为医生，我和安蒂诺里都认为，应当为自己的病人谋福利，而他在这方面曾经作出过许多贡献。在1994年，安蒂诺里曾成功帮助一位63岁的妇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分娩，这在舆论界引起了很大争论。但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虽然那位妇女早已绝经，但她的子宫状态非常好，完全可以孕育胎儿。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我认为，妇女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人，而这是正确的。但在克隆人的问题上，我认为安蒂诺里犯了错误。他的步子迈得太快了，我屡次劝告他，应当放慢脚步，深思熟虑。但显然，他没有听从包括我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劝告。如果他继续进行克隆人的试验，我将放弃这个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是否认为安蒂诺里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名利？

爱德华:追求名利？是的，安蒂诺里是为了追求名利。不仅仅是他，许多科学家都为声名所累。到处都是疯狂追求名利的人。但对科学家来说，患者的安全和利益，应当是最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请问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由同一个人的DNA克隆出来的多个克隆人会不会完全一样？

爱德华:这是不可能的。由一个卵子发育成人，其间要经过许多环节，每个阶段都会影响未来成人的各个方面。从医学上看，在不同子宫中孕育的含有相同DNA的多个克隆人，其相似程度还比不上在一个子宫中孕育的双胞胎之间的相似程度。在英国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某个百万富翁花重金克隆了世界杯冠军球队的所有成员，结果这些人长大之后，没有去踢足球，却成了篮球运动员。



近十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及其主要成就：

2010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他创立了体外受精技术，因此又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医学统计显示，世界上约有10%的夫妇有生育问题，而体外受精技术可以帮助其中绝大多数夫妇实现有自己后代的梦想。至今，全球已有400多万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其中许多人以自然受精方式生育了后代。

2009年，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萝尔·格雷德和杰克·绍斯塔克。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的，这一发现解决了一个生物学的重要课题，即染色体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是怎样实现完全复制的，同时还能受到保护不至于发生降解。

2008年，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及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和吕克·蒙塔尼。豪森发现了人乳头状瘤病毒(HPV)，这种病毒是导致宫颈癌的罪魁祸首。巴尔-西诺西和蒙塔尼的获奖成就则是发现了艾滋病病毒(HIV)。

2007年，美国科学家马里奥·卡佩基、奥利弗·史密斯和英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他们的一系列突破性发现为“基因靶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深入研究单个基因在动物体内的功能并提供相关药物试验的动物模型成为可能。

2006年，美国科学家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他们发现了核糖核酸(RNA)干扰机制，这一机制已被广泛用作研究基因功能的一种手段，并有望在未来帮助科学家开发出治疗疾病的新方法。

2005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他们发现了导致人类罹患胃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罪魁——幽门螺杆菌，革命性地改变了世人对这些疾病的认识。

2004年，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他们在气味受体和嗅觉系统组织方式研究中作出贡献，揭示了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

2003年，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他们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上获得关键性发现，这些发现最终导致核磁共振成像仪的出现。

2002年，英国科学家悉尼·布雷内、约翰·苏尔斯顿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他们为研究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调节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美国科学家利兰·哈特韦尔、英国科学家保罗·纳斯和蒂莫西·亨特。他们发现了导致细胞分裂的关键性调节机制，这一发现为研究治疗癌症的新方法开辟了途径。


中国与诺贝尔奖无缘：体制是个问题

　　　目前，国际上是以“学术论文的引用率”为标准来评价论文水平的。我国每年的论文发表量位于世界前列，但论文引用率却很低，这与科研人员的功利和浮躁有很大关系。“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学术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因此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在我看来，教育体制不改革，中国要想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可能的。”近日，在北京亚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的一次科学讲座中，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那日苏如是说。
　　那日苏教授表示，“定量化”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学术管理的症结所在。学术主管部门用人为的“量化”来规范学术研究方向，致使不少学术研究者忽视质量，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
　　  在他的最新译著《浴缸里的灵感·益川敏英的诺贝尔奖人生》中，他指出，邻居日本自1949年至今已经产生了12位自然科学方面的贝尔奖获得者，而日本的人口不及我国的十分之一，且在文化传统方面与我国有着深刻的渊源。因此，日本科学家在学术组织、行为方式、思维方法等方面还是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