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医生应率先推动舒适化诊疗中心的标准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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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医生应率先推动舒适化诊疗中心的标准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马敏1，周祥勇2*，陆智杰3*

1.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呼和浩特市

2. 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杭州市

3.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麻醉科，上海市

1.背景

当前，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正经历着从"疾病治疗"向"健康关怀"的深刻转型。随着国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升，患者对医疗过程的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无痛诊疗业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这种由群众需求主导的医疗消费升级，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医疗服务模式的改革进程。数据显示，在城市地区，无痛胃肠镜的普及率已达50%-60%，成为消化道早癌筛查的首选方案；国家卫健委更是于2025年6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分娩镇痛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到2025年底所有三级医院、2027年二级以上医院全面普及分娩镇痛服务，这一政策导向正是为了弥补我国分娩镇痛普及率仅约30%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60%的巨大差距。然而，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也暴露出医疗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偏远地区因设备、麻醉技术及人才短缺，舒适化诊疗的普及程度严重滞后，形成了显著的城乡医疗服务质量鸿沟。

在理念层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将舒适化诊疗简单等同于"无痛"的认知存在严重局限。这种片面的理解不仅无法涵盖舒适化医疗的完整内涵，更导致麻醉医生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被系统性低估。事实上，舒适化医疗是一种贯穿门诊、检查、治疗到康复全过程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型医疗模式，其追求的是患者在就医过程中达到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舒适。在这一模式下，麻醉医生的角色已从传统的镇静镇痛技术实施者，拓展为患者生命体征的守护者、医疗流程的优化者和多学科协作的枢纽。然而，现有的医疗价值评估体系尚未完全体现麻醉医生在这一新模式下的全部贡献，这种价值认定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学科发展的关键瓶颈。

面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服务模式的深刻变革，当前碎片化、零散化的舒适化诊疗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系统性建设的缺失。麻醉医生人力资源存在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的双重困境，全国平均麻醉医生与手术台配比普遍低于国际标准的1.5-2:1；且分散在各临床科室的舒适化诊疗单元缺乏统一的安全标准与应急体系，使麻醉医生在危机事件中常处于系统性孤立状态；另外，术后安全管理链条存在明显断裂，非标准的复苏环境、模糊的离院标准与形式化的术后教育共同构成了安全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舒适化诊疗中心的建设绝非简单的设备购入或技术推广，而是一项涉及理念更新、流程再造、多学科协作和质量管理的系统工程。推动其向规模化、标准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回应民众健康需求、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医疗机构在新时代实现转型升级的战略契机。

2. 舒适化诊疗的需求与困境

2.1 捉襟见肘的麻醉医生与巨大的配比缺口

舒适化医疗在实践推进中，正面临着需求快速增长与供给体系滞后的深刻矛盾。现代医学模式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型，使得通过镇静、镇痛等技术手段最大限度降低患者生理痛苦与心理焦虑的舒适化诊疗，成为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实践路径。这一趋势在国家持续推进的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和各地无痛医院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与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麻醉医生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成为制约发展的首要瓶颈。根据行业共识，手术室内合理的麻醉医生与手术台配比应达到1.5-2:1，这一标准在多数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反观国内，全国平均配比普遍在1.5:1以下，一名麻醉医生需要同时负责2-3个手术间，使得麻醉医生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更严峻的是，舒适化诊疗要求麻醉医生走出手术室，进入胃肠镜中心、支气管镜室、口腔科等数十个分散的诊疗场所，这在已然紧绷的人力链条上形成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从手术室抽调人力将影响急诊与择期手术，而不配置专职人员又难以保障服务安全与质量。

这一困境远不止于人力资源的单一维度，更延伸到设备配置、药品管理、应急体系和协作模式等系统性支持的全面短板。成熟的手术室配备了从高级生命体征监护仪、麻醉机到困难气道车、体外除颤仪在内的完整设备链，而分散的各舒适化诊疗点往往仅配备基础监护设备，无法满足复杂操作的安全保障需求。在药品管理方面，手术室拥有成熟的供应链和标准化急救流程，而分散诊疗点的麻醉药品管理、补充流程以及应对恶性高热、困难气道等罕见并发症的快速反应团队建设尚不完善。更深层次的挑战来自于跨学科协作模式的创新需求，舒适化诊疗的本质是多学科协作，要求麻醉医生与各临床科室形成新的协作范式，这涉及到流程再造、职责划分与利益共享机制的重新设计。实践表明，破解舒适化诊疗的发展困境，需要从医院管理顶层设计出发，构建涵盖人力资源规划、设备标准化配置、药品应急管理及多学科协作流程优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2 “无痛”的片面叙事：麻醉医生在舒适化医疗中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当前以“无痛”为核心的医疗叙事，在推动舒适化诊疗普及的同时，也制造了深刻的认知局限。以“无痛”为前缀的医疗项目（如无痛胃肠镜、无痛人流等）已成为社会公众认知舒适化诊疗的主要方式。然而，这一称谓在带来市场普及度的同时，也构筑了一种危险的认知简化，它将麻醉医生复杂、动态、多维度的工作，压缩成了单一、静态的“消除疼痛”的结果。这种片面叙事，严重遮蔽了舒适化诊疗的安全内核与专业纵深，使得麻醉医生的核心价值在公众、管理者乃至部分协作科室的视野中被系统性低估。

事实上，“无痛”仅仅是舒适化诊疗所提供的一个基础性体验。 麻醉医生所构建的，是一个由精密药物调控与持续生命监护共同营造的安全窗口。在这个窗口内，患者不仅免于疼痛，更通过意识的暂时消失，避免了面对侵入性操作时产生的心理创伤与极度恐惧。此外，精确计算的镇静药物使患者处于一种可控的“睡梦”状态，消除了因体动可能导致的诊疗操作意外损伤（如肠镜穿孔），为操作医生创造了更稳定、更理想的工作条件。

然而，麻醉医生的角色远不止于“催眠师”或“打麻药的”。其工作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患者内在生理稳态的主动干预与捍卫。许多诊疗操作本身会引发强烈的生理反射，如内镜通过咽喉或宫颈口时可能触发严重的心血管应激反应，表现为心率骤降或血压飙升。此时麻醉医生预判并即时调控麻醉深度，或精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将患者脆弱的生命体征始终维护在安全区间内。

更为关键的是，麻醉医生是舒适化诊疗中未知风险的最终防线。诊疗环境中潜伏着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看似健康的患者可能在镇静后出现罕见的过敏反应；一位老年胃瘫患者在无痛检查中发生返流误吸；或是在前列腺穿刺、支气管镜检查等操作中突发难以预料的大出血。这些事件一旦发生，其演变速度是以秒计算的。麻醉医生必须在此类危机事件的第一现场 ，独立完成从快速诊断、决策到执行的全程抢救。这要求的不仅是熟练的技能，更是在巨大压力下保持冷静、果断的临床决策能力。

这种工作环境的高风险性，在与成熟的手术室对比下更为凸显。在手术室中，麻醉医生身处一个成熟的“团队作战”体系。相邻手术间的同事可随时支援，巡回护士能高效准备抢救物资，麻醉护士可立即执行医嘱。而在分散的舒适化诊疗中心，麻醉医生更多时候处于 “孤军奋战” 的状态。很多情况下，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医生处于大脑空白状态，我们有经验的做法是立刻有更高年资的医生进行接管。但在这里，他们独自面对一个镇静中的患者、一个可能并不熟悉抢救流程的诊疗团队、以及一个急救资源相对有限的陌生环境。这种结构性支持上的差距，无疑将舒适化诊疗中的麻醉实践，置于一个容错率更低的险境之中。

故将舒适化诊疗简单等同于无痛，无异于将一座冰山误认为其水面上的尖角。它掩盖了麻醉医生在构建生理安全屏障、实施精准生理调控、以及独立化解突发危机中所承担的巨大专业责任与医疗风险。若不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认知，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舒适化诊疗的安全代价，也难以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与价值回报体系，从而让这项本应普惠民众的医疗服务，潜伏着深层的可持续性危机。

2.3 分散化布局的结构性风险：被削弱的应急响应与高负荷的个体承担

当前，国内多数医院的舒适化诊疗服务在物理空间上呈现高度碎片化的状态。以无痛胃肠镜、无痛支气管镜、无痛分娩、无痛取卵、无痛拔牙等为代表的项目，通常依其所属的临床科室（如呼吸科、妇产科、生殖中心、口腔科）而分散设置。这种去中心化的业务布局，虽然表面上方便了各科室独立开展业务，却在实质上肢解了本应统一、高效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危机事件的快速有效处置埋下了结构性隐患。

首先，这种模式彻底分割了手术室中成熟的团队安全网。 在集中化管理的手术室，一旦某术间发生危机，其应急响应机制是系统性的。相邻麻醉医生可瞬间抵达支援，巡回护士与器械护士能组成高效的物资保障链，形成一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协作共同体。然而，在分散于医院各角落的舒适化诊疗点，当呼吸心跳骤停、恶性心律失常或困难气道等紧急情况发生时，现场的麻醉医生绝大多数时候处于系统性孤立状态。我们前面也强调了这件事，他们必须独立扮演诊断者、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的多重角色，无法获得及时的团队支援。这种从团队作战到单兵作战的模式转变，极大地提升了高风险情境下的处置难度与心理压力。

其次，分散化布局导致了急救资源的标准不一与配备不足，形成了资源困境。 标准手术室配备了包括麻醉机、困难气道车、除颤仪及齐全抢救药品在内的标准化危机事件应急系统。反观分散的各诊疗点，其监护与抢救设备的配置水平往往参差不齐，且急救药品的种类和数量可能无法应对复杂、罕见的危急重症。当抢救需要某种特定血管活性药或特殊器械时，麻醉医生可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被动局面。人员孤立与设备短缺，共同构成了危及患者安全底线的双重困境。

笔者调查中发现，这种模式对麻醉医生构成了持续的高强度身心消耗。在手术室，麻醉医生通常定点负责1-2个房间，团队提供了必要的间歇与缓冲。而在舒适化诊疗中，麻醉医生常需独自负责一个流水线式的操作序列，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频繁穿梭于不同患者之间，同步完成再次术前评估、药物准备、术中监护与术后复苏指导。这种快节奏、高负荷的工作模式，要求其注意力必须进行零秒切换，对体力和脑力都是极大的透支。长此以往，不仅加剧了职业倦怠的风险，这种由疲劳所带来的认知功能下降，其本身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安全风险，麻醉医生的身体健康、身心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前提，这个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当前舒适化诊疗的分散化现状，并非一个简单的管理效率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安全体系设计缺陷。它人为地制造了安全壁垒，使麻醉医生在承担巨大个体责任的同时，却被剥夺了团队协作与标准化资源的支持。若不通过建立集中化、平台化的舒适化诊疗中心来重构这一安全生态，那么当前模式下所隐藏的系统性风险，将始终是悬在患者安全与麻醉医生职业健康之上的一把利剑。

2.4 术后安全链的断裂：监护、评估与教育的系统性短板

在舒适化诊疗模式下，术后安全管理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缺陷，与传统住院手术形成鲜明对比。传统手术模式下建立的安全过渡
体系，通过将患者个体化分流至麻醉复苏室、重症监护室或专科病房，实现了监护层级的无缝衔接，并由专业医护人员借助先进监护设备提供双重保险，能有效应对各类术后并发症。然而，在追求短、平、快的舒适化诊疗中，这一完善的安全链条却在多个环节出现断裂。最显著的问题体现在复苏环境的非标准化配置上，许多医疗机构将术后患者集中安置于缺乏高级生命支持设备的公共区域，甚至因护理人力不足而依赖家属进行基础观察，使得患者在药物代谢最不稳定的苏醒初期，仅能通过是否在呼吸等原始指标进行判断，而无法持续监测血氧饱和度下降或心律失常等潜在危险信号，形成严重的安全盲区。

这种安全缺陷进一步延伸到离院标准和术后教育等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上，使患者离院后的风险持续存在。由于舒适化诊疗的门诊属性，其离院标准往往在医疗安全与运营效率之间摇摆不定，缺乏客观、量化的统一评估工具，仅凭麻醉医生的个人临床判断易导致标准执行不一。更棘手的是，患者离院后若发生麻醉相关并发症，如持续嗜睡导致跌倒或伤口延迟出血等，在缺乏明确随访机制的情况下，责任界定陷入灰色地带，不仅增加医疗纠纷风险，也使医务人员承受巨大决策压力。与此同时，术后教育的形式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麻醉药物残余效应可能影响患者判断力和协调能力长达数小时，但当前千篇一律的纸质或电子告知方式，无法针对不同年龄、教育背景和恢复状态的患者进行个性化指导，极易因信息传递不到位而导致患者依从性不足。这种从非标准复苏环境到模糊离院标准，再到形式化健康教育的全程安全漏洞，意味着患者离开医疗机构后的风险并未终结，而是转移到了更不可控的家庭环境中，迫切需要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术后管理路径和配套资源投入来加以完善。

2.5 监管体系的结构性漏洞：毒麻药品管理的安全隐忧

在集中化管理的手术室内，毒麻药品的申领、保管、使用与回收已形成一套环环相扣的严密体系。这套体系通过“五专”管理（专人负责、专柜加锁、专用账册、专用处方、专用登记）、双人核查制度以及电子化追踪，确保了每一支药品的流向清晰可溯，从制度和技术上最大限度地防范了滥用与流失的风险。

然而，当舒适化诊疗业务分散至胃肠镜中心、口腔科、生殖中心等数十个点位时，这套成熟的监管体系便出现了结构性的断裂。每个分散点因业务体量有限，既难以配备专职的药品管理员，也无法投入成本建立独立的、符合安全标准的毒麻药品存储设施（如防盗窃的专用保险柜和温湿度监控系统）。这种小而散的格局，使得药品，特别是舒芬太尼等阿片类镇痛药的日常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行麻醉操作医生个人的自觉性与规范性，缺乏有效的同级监督与流程制约，为管理漏洞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这其中，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高危药品的流出风险，尤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依托咪酯等麻醉性药品。这类药品在临床上不可或缺，但一旦非法流入社会，极易被滥用，危害公共安全。在监管薄弱的环境下，从处方的规范开具、药品的实际抽取与使用，到最终剩余药液的安全销毁，整个流程都存在监管盲区。剩余剂量的记录与销毁若缺乏双人复核与视频监控，仅凭手工记录，其真实性与准确性难以稽核，这无疑为药品的非法流失提供了潜在通道。

因此，毒麻药品的规范发放与全程监管，已不仅仅是医院内部的管理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法律合规与社会责任的重大安全议题。监管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双重风险。其一，是医疗安全风险，不规范的保管与核对可能引发用药错误；其二，是更为严重的法律与社会风险，一旦发生药品特别是精神类麻醉药品的流失，医疗机构及相关负责人将面临重大的法律追责，并对社会造成危害。构建一个集中、统一、智能化的药品监管平台，将分散各点的毒麻药品管理纳入全院级的实时监控网络，已是从源头堵住这一安全漏洞的必然要求。

2.6 技术操作规范缺失，医疗质量控制面临严峻挑战

与手术室内经过数十年沉淀形成的统一、成熟的麻醉技术规范相比，分散在医院各处的舒适化诊疗在技术操作层面呈现出显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规范的手术室环境中，针对不同类别、不同等级手术的麻醉方案、监测项目、应急流程均已形成专业共识，且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特点，如合并心血管疾病、困难气道或老年衰弱等去灵活调整监测设备配置、用药方案及应急预案，形成一个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然而，在当前的舒适化诊疗实践中，对于何种检查应实施何种深度的镇静镇痛、采用何种药物配伍方案、需要配置何种等级的监护设备等关键问题，却高度依赖于麻醉医师个人的临床经验和操作习惯，缺乏统一、细化的技术标准指南。

这种技术规范的普遍缺失，直接导致了医疗质量的均质化困境。一个典型的临床困境是，面对一位高龄、合并轻度心血管疾病需行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患者，不同的麻醉医师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管理策略。一位医师可能基于安全考量选择浅镇静方案，通过密切监护维持患者自主呼吸；而另一位医师则可能为确保内镜操作的绝对顺利而实施深度镇静，有的医生建议麻醉不参与诊疗。这几种方案虽各有其临床考量，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使得医疗质量难以进行客观评估和有效比较，更无法实现诊疗过程的标准化和可重复性，增加与术者矛盾。

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当前大多数医疗机构的舒适化诊疗单元缺乏必要的分层、分级管理体系。我们尚未建立针对不同风险等级患者的分流机制，也未能配置差异化的诊疗空间。如将设备更先进、监护更严密、抢救设施更完善的诊疗室专门用于接待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或ASA分级较高的高危患者。这种硬件配置与患者风险不匹配的现状，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因此，构建一套针对不同舒适化诊疗场景的、细分化的技术操作规范，明确不同类型操作所需的镇静深度、药物选择、监护等级和应急预案，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诊疗空间分级标准，已成为实现医疗质量可控、安全保障同质化的迫切前提。这不仅是提升患者安全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舒适化诊疗从“经验依赖”走向“规范引领”的必由之路。

2.7 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缺位，缺乏持续改进的科学依据

一个成熟医疗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具备自我评估与持续优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依赖于健全的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在手术室环境中，成熟的麻醉临床信息系统早已实现对患者生命体征、用药情况、关键操作事件的全程数字化记录，任何细微的生理波动都能在麻醉记录单上得到实时、客观的体现，为质量追溯与改进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然而，反观当前的舒适化诊疗领域，这一关键体系却存在着明显的空白与断层。

首要的问题在于关键数据采集与监测系统的严重缺失。在舒适化诊疗场景下，我们不仅需要记录基础的生命体征参数，更需要系统性地采集一系列能够真实反映诊疗质量与效率的过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镇静深度达标时间、操作室停留时间、离室时间、药品人均消耗量以及不良反应（如呼吸抑制、低血压、恶心呕吐）发生率等核心指标。这些数据的缺失，使我们如同在迷雾中航行，既无法客观评估不同诊疗方案的实际效果，也难以准确识别系统中的安全隐患。因此，建立符合舒适化诊疗特点的专用电子信息系统，实现数据的结构化采集与实时分析，已成为提升医疗质量的当务之急。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平台，这些零散的信息无法被有效整合与挖掘，导致难以建立基于数据的反馈与改进闭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面临诸多无法回答的质量管理问题，究竟哪种镇静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最快的苏醒速度？哪个诊疗点的药品消耗异常偏高？不同麻醉医师的操作习惯对患者恢复质量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果仅停留在主观经验和个案处理的层面，质量管理将永远无法实现从经验管理到数据驱动管理的质的飞跃。建立覆盖从术前评估、术中管理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电子化质量管理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常态化的质量评估与反馈机制，是将舒适化诊疗从粗放式运营推向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这一新兴医疗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障。

3. 舒适化诊疗中心的规范化设立

3.1 建立集中统一的动态调度体系，实现舒适化诊疗资源的高效配置

手术室的现代化运营管理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已相对成熟，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的预约排班制度和资源动态调配机制，实现了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这一成功实践为舒适化诊疗中心的运营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范式。当前，舒适化诊疗中心亟待建立与之类似的、集中统一的动态调度体系，以解决各诊疗单元分散管理、资源利用不均衡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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