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回首》徐启明教授回忆录（湘雅麻醉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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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湘雅点滴

　　刚到湘雅我不免有点失望。湘雅名气虽大，却是一所袖珍型的学校，学校的主体建筑只是一幢四层的“福庆楼”，福庆楼是为了纪念颜福庆先生而命名的。另外有一个解剖楼，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一个“求真舍”。求真舍是女生宿舍，男学生都住在福庆楼的四楼，另外还有个食堂。“既来之，则安之”，倒是要警惕不要弄不好给退了学。

　　说湘雅厉害，果然名不虚传。那时没什么开学仪式，开学就开始上课，在上课前一天下午生物学老师派人送来一张用英文打字的通知，告诉我们要自习生物学教材从某页到某页，一共25页（assignment）。那时湘雅用的全是美国教材，上课、考试、记笔记全用英文。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哥哥是湘雅毕业的，所以来湘雅前他问他哥哥要如何记笔记，他哥哥说“老师讲的都是重要的，所以老师讲什么你就记什么，老师说‘***’，你把‘***’也记下来”。虽是笑谈，说明当时非常重视记笔记，从笔记中至少可以看出老师所看重的内容的梗概。一年级学生对在大学里应如何学习是没有概念的，我们也从来没接触过英文教科书。所以一看要自学25页书全都紧张起来，立即开始准备。困难的是，很多专业词汇我们从未学过，只好边查字典边看书，边看书边查字典，等到基本上弄懂内容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了。上生物课时，教授领着他的副教授、讲师、助教们和大家见面，然后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约12×12cm2的小纸片，宣布进行5分钟的测试（Quiz），要大家注意听，题目是用英语口述的，不再复述。意思是没听清或没听懂算你倒霉，结果大多数人得了零分。这样连续考了三天给了个“下马威”之后，教授宣布考试成绩作废，从第4次起以后每日的考试成绩正式记分。其他各门课也基本上都是这样，每日必考。所以在湘雅我们已记不清到底经历过多少次考试。可以说在一个学期之中，时时均处于备战状态，没有什么特别放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紧张的时候。俗话说“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种“时刻准备着”的训练可能是有帮助的，可以培养“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不过学生们也懂得“弦绷得太紧是要断的”，每日晚饭后我们都到湘江边走走，回来接着看书，有时星期六也去看看电影。

　　湘雅老师的授课也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照本宣科。有一位教微生物学（那时叫细菌学）的教授，英语讲得非常棒，我们很想听听他讲细菌学的具体内容。但是整整一学期我们都没听到任何细菌学的具体内容，而是听了一学期的英语故事。他讲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生平，讲巴斯德如何治学，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发现，如何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至于细菌学这本书，全要我们自学，考试照考。实验则按照实验指导照做，一样的考试、考察。我们觉得很有收获。在湘雅我们学会了自学，学会了自己去发掘知识，学握知识，从自学中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湘雅的考试也注意启迪思维，不强调死记硬背，尽管医学方面有许多需要记忆的内容。我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有一次在比较解剖学（comparative anatomy）的考试中老师出了一道题，大意是有一条蚯蚓，多少公分长，用注射器从其背静脉中注入一个小颗粒，题目告诉了我们这个颗粒的直径，问这个颗粒在蚯蚓的血管中会如何流动。不少同学把蚯蚓的循环系统都正确无误的背了出来，指出这个颗粒的流动路线，结果全得了零分。如果考虑到颗粒的直径较大，流到微细的腮静脉处便被卡住者，统统得100分。另一次是在考神经解剖学时，老师出了一道题，大意是某某在路上遇到一个熟人，某某给熟人打招呼，叫出他的名字并说“您好！”。要求学生把从辨认熟人、记起名字并打招呼的整个神经活动过程描述出来。还有一件就是在某年级组织学考试时，教师将输尿管翻转，粘膜在外，浆膜在内，管腔中灌入横纹肌，做成切片，让学生从显微镜下辨认组织。

　　我在学习定性化学时的一次实验考试，终生难忘。考试内容是老师给每个小组（每组三个人）一管液体，要求学生分析出其中含什么物质。考试从下午一点钟开始，一直考到晚上十二时。我们那组拿的是一管无色透明液体，我们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从第一组“银”分析起，一直分析到所学的最后一组，最后发现其中有铁。三个人一致认定后填了报告单，签上姓名、学号，交给老师。老师看后摇了摇头，说“太可惜了”，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0”。我们都很自信，怎么会错了呢？我的两位伙伴要我和老师交涉。我对老师说：“我们确实测出其中含铁，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再测你给的原液给你看。”老师摇头不同意，我又说：“要不，您可自己测一下看有没有铁。”老师说：“实话告诉你们，我给你们的是一管双蒸蒸溜水，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说：“您不能完全排除该蒸溜水未受污染，我想从您取水的原装瓶内再取水检测有没有铁。”这时老师犹豫了，沉默约2分钟后提出检测由他自己做，如果无铁则我们下学期的定量化学分析实验也算不及格，问我们同不同意。这个条件非常苛刻，三个人商量一下一咬牙同意了，并反问老师如果有铁怎么办，老师笑而不答，大概是认为不可能吧！岂料检测之后，有铁的反应赫然出现，这回轮到老师傻眼了。我们齐声问“怎么办？”老师也挺幽默，说“加十分”，然后拿起笔来在原来的“0”前面写上阿拉伯数字10。

　　从前面的这些点点滴滴看，湘雅的这种强调自学，注重启迪思维，坚持常备不懈，鼓励自信的教学思想，实质上是体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思想，比“满堂灌”、“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强多了。1983年我到加拿大、美国考察医学教育时，在美国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一位教授指着墙上的格言对我说：“我们现在进行的以问题为中心（PBL）的教育改革，其指导思想就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一看墙上贴的正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过译成了英文，我不由又回想起当时湘雅的教学。

　　当然，在湘雅的教学活动中也出现过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在我自己身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那时的物理学要学两门课，一门是“达夫物理学”，另一门是应用物理学。在“达夫物理学”的期末考试后，我接到通知说我考试不及格，需要在下学期开学前补考。我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不及格，因为考试后我自己觉得考得还不错。但当时不允许查阅试卷，只有接受补考，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补考。下一学期开学后不久，一位广东同学才告诉了我其中内幕。那时湘雅有个广东同乡会，物理老师也是广东人，所以他们时不时地在一起交流，聊天。在交谈中那位老师告诉我这位同学，说他作了一件对不起同学的事。原因是那时他正失恋，情绪不好，在评阅物理试卷时，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方法，即在地上划两条平行的横线，把试卷放在地上，然后用脚一踢，根据试卷分布的地点来决定分数。试卷被踢落在两条线之间的为60～80分，落在离脚较远的那条线以远的为85分，未超过离脚最近的线的统统不及格，我的试卷就有幸没有过最近的线。以后那位教师辞职到西北某校任教去了。

　　那时学生给老师的印象非常重要，如果有老师看你不顺眼，给你评59分，你就惨了，如果有3个老师联合起来，三门课全给59分，就非退学不可，让你“螃蟹夹鸡蛋”，连滚带爬。我们班有位女同学，不知为什么惹得老师看不顺眼，评了个59分，很多同学都到老师家里为那位女同学求情，终于感动老师，加了1分，也避免了接踵而来另两个59分，后来这位同学成了一位很优秀的儿科医生。

　　湘雅并非一切都好，我想这很正常。往事如烟，回想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湘雅的教学并非只注意课堂和实验室，也注意其他方面的训练。我记得我们入学不久，老师就带我们参加“求真读书会”。“求真读书会”的主体是全院的教师，主要内容是介绍新的知识、交流心得、经验、进行讨论，学生们参加主要是听，可以提问，也鼓励发表意见。我们听着教师们的高谈阔论、相互争论觉得很有意思，很受启发，关键是体会到一种学术民主的气氛，学习到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争论不下得不出结论时如何存疑并进一步思考。真是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即令是现在，对“求真读书会”也还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那时病理解剖（尸检）比较多，多在晚上进行。只要有解剖，老师就会派人通知我们前去观看，同学们都非常愿意参加，而且决不耽误第二天的正常学习。如果有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同学们更是趋之若鹜，座无虚席，去晚了的就只能站在门外。我读的是七年制，基础课比较多，例如比六年制除多了应用物理和理论化学之外，我们还多了一门遗传学。除了上课、做果蝇遗传实验外，老师特别安排了一个读书讨论会，每周一次，时间安排在晚上，由同学们轮流用英文主讲，然后进行讨论。老师也亲自参加。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到了寒暑假，对不回家的学生学校还会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的项目，如从事卫生防疫注射，到各科实验室打工为下一学期的实验作准备，到病房作护工早期接触临床等等。

　　从表面上看，湘雅的功课很紧，压得学生几乎透不过气来。湘雅的学生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长沙的高校中被认为是最不问政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越来越明朗，湘雅地下党的活动也显得卓有成效。在湘雅，信基督教的人很多，有“基督徒团契”。在学生中则出现了“生活团契”，虽云“团契”但与宗教无关。除“团契”成员的活动外，“生活团契”特别注意帮助困难和有病的同学，做公益的事情。湘雅学生中有不少人音乐素养是较高的，于是便出现了以这些人为骨干或对象的“湘雅民歌社”，吸引同学们参加民歌社的活动。民歌社除演唱或教唱一些哙炙人口的民歌，如王若滨的“大阪城的姑娘”等等，也教唱一些同学们从来没听到过的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这些歌曲“心照不宣”地在同学们心中激起美好的涟漪。“生活团契”还帮助一些同学获得几本地下发行的小册子，我记得一本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一本是“中国向何处去”（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书，给我的是全新的感觉，觉得豁然开朗，思想上进入了一片新天地。记得有一天我们忽然得到通知说陈明仁（当时是长沙的警备司令，还没有明确要起义）的部队可能会要来搜查，于是我们赶忙把这些书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躲过了一劫。那时，白崇禧的部队已经退到了长沙，满街都是白崇禧的兵。在一次长沙市地下学联发动的***中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遭到了白崇禧的兵的殴打，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义愤。我记得同学们在当时的“小礼堂”（其实就是一间较大的教室）里辩论了一夜，内容就是要不要罢课抗议，经过仔细权衡，最终决定不罢课。不久，白崇禧的部队向衡阳方向撤退，同时风闻长沙有可能和平解放，即程潜、陈明仁有可能宣布起义。这时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相当多的同学留了下来，迎接解放的准备加速了，人们的心情是紧张、兴奋、激动、在黑暗中对黎明的期盼。一些同学在未完工的病栋楼下的一间房间里准备着为解放军服务的药品，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学校宣布了成立护院队以保护学校和医院的安全，留校的同学都参加了护院队，我们站岗、放哨、晚上巡逻，武器只是一根木棒，但总比徒手强。终于程潜、陈明仁通电全国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定于1949年8月4日晚上入城。当时医院唯一的一部汽车是（作为“救济物资”给医院的）救护车，几个同学带上药品准备乘这部车前往“东屯渡”迎接解放军入城，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使我也有幸坐上了这部车，成为最先迎接解放军的人之一。到了“东屯渡”，把车停在路旁，眼前是一片难得一见的历史景象。一边是雄纠纠、气昂昂地胜利入城的解放军部队，一边是垂着头鱼贯出城等待整编的陈明仁的部队，两侧是不断鼓掌欢呼的迎接解放军的长沙群众，热闹非凡但秩序井然。“天亮了！”真的“天亮了！”回到学校以后，由于彻夜未眠，倒头便睡着了。突然一阵机枪扫射和爆炸的声音惊醒了我们，随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进行了扫射和轰炸。我们发现福庆楼的一个屋角已经被打坏，现在卫生厅前的马路上也被炸了一个小坑。看来投下的炸弹很小，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又过了两天，我们得到通知，解放军南下支队欢迎我们去看看，这次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一道前往，支队派了干部、战士带了马匹在约定地点等我们。我们几个人都是生平第一次骑马，我骑的那匹是一匹子马，它妈妈一跑它就跟着跑，还好我没从马背上掉下来。在那里看的伤病员中一位是皮下有弹片，另几位多是疟疾或血吸虫病。我们正在和支队长、政委聊天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支队长说“我们的高射炮已运到了，我们到外面看看去”。只听得高射炮发射炮弹的阵阵轰鸣，炮弹在天上炸开成一朵朵烟云，飞机在上面飞，炮弹在下面炸，飞机不敢低飞，炮弹也打不着它。飞机转了几圈飞走了，以后再未来过。在南下支队，我们看到了干部战士之间的融洽，官兵之间的平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吃了几天小米稀饭了，由于粮食还未运到，长沙又是新解放区暂时不便购买粮食，所以只好省着吃，过几天粮食就会运到，支队中的干部也将逐步分配到各地去工作。结合我们了解到解放军进城以后街头露宿，绝不扰民，我们真是感到心灵上深深地震撼。过了几天，支队长请我们看解放区的歌剧，并向我们告别。歌剧的名称是“白毛女”，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不久，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了学院，我们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学校回到人民手中以后，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政治学习，改造我们的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老师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历着逐步深入的思想改造。解放几个月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开始在学校中建团，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并在团内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解放初期由于形势的需要政治运动很多，当时党在学校内尚未公开，所以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担负了更多的任务，接受了更多的锻炼和培训。我除了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参加过团干部的培训班，省委党校的党课班。在毕业前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如思想改造运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进行的参加军干校运动、镇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细菌战运动等等。由于我曾是学生会主席，在参加土地改革时我甚至担任了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可见当时干部的缺乏，也可见党对青年学生的信任。参加军干校运动，对于年轻学生来说是解放以后第一次深深触及灵魂的运动，一方面是自己所热爱的专业，将来作一个好医生的憧憬；另一方面是国家处于危急关头，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接近***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孰轻孰重，如何抉择。一旦参军，生死难卜。人人都经历着一番严酷的思想斗争。没有极大的爱国热情，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是很难下定报名的决心的。一些同学彻夜难眠，有的同学走到报名地点又退了回来，然后又再次走向报名地点……。经过反复的爱国主义教育、动员，最终绝大部分同学都报了名。当然，积极份子们都是首先带头报名的。报名以后，大家都等待着批准、成行。不过很久都没有消息。后来传来指示说，由于医务人员缺乏，对医学生只是进行教育，决定医学生不参加军干校，结束了这次运动。接下来就是全国规模的大捐献、捐钱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真是如火如涂。河南的豫剧名艺人常香玉一个人就捐了一架米格15飞机，在我们学校里也是热火朝天，有的同学把父母留给她“防身”的金项链、金戒指也捐了。我没有钱可捐，我想到我可以利用上街擦皮鞋挣点钱来捐献。所以我就利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上街擦皮鞋，人家知道我是为捐献来擦皮鞋的，所以挺照顾我。我把这些钱全捐献了，尽我一点心意。直到现在我擦皮鞋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参加土地改革，对于我也是一次极重要和深刻的锻炼。虽然在抗战时期我也在农村住过，但对农民的疾苦、地主的剥削，我的体会极为肤浅，也没有什么正确的认识。我们参加土地改革，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干部缺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使师生受到教育和锻炼，所以有一部分老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到达地区以后，先由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我们进行培训，详细讲解土改法和土改政策，讲解各种注意事项。由于我们将要去的地点匪患还未完全肃清，所以也特别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注意及时反映情况、动态。譬如要求我们在走夜路时，打开手电筒时灯光不能放在胸、腹部或其附近，以免遭到枪击时被击中要害。而应是轮流用左、右手持手电筒平举使离开躯体一臂的距离，使射击者瞄不准躯体部位（那时没有夜视装置）。又如不要到不了解的房舍里去问路等等。我们学习了七天之后就开始下到预定地点。我和几位同志分配在区土改工作办公室，其余同学分组下去发动群众。土改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要求做到“三同一片”，即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这对于长期在城市里生活的师生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我们要去“扎根”的农民都是苦大仇深的最穷、最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有的人家冬天全家只一条破棉裤，谁外出就由谁穿。我曾在一户贫农家住过，下雪天他晚上仍然睡破竹簟子。由于穷，晚上睡觉把衣服全脱光，免得因睡觉磨坏了衣服。我可不敢全脱光，仍然穿着背心、裤衩睡觉，可是竹簟子实在凉，冷得睡不着。好不容易把睡的地方用体温使它变暖了，一翻身又是冰凉彻骨。那时还没有“分果实”，没有吃的，用“擂茶”充饥。所谓“擂茶”可与现在的擂茶不一样，只是放几粒米、几颗豆子、几片烂菜叶子、煮上一大锅水，就算“擂茶”了。他们不刷牙，也不漱口，看到同学们用牙膏刷牙，他们提出质疑，说国民党的官和地主用牙膏刷牙，为什么你们也和他们一样？为了减少隔阂，我们也管不了卫生和习惯问题，只好通知大家一律不漱口不刷牙。那时召集农民开会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没有准时的习惯，往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已经是半夜了，等到会开完就已经天亮了，白天还要接着干工作，实在是疲劳不堪。农民兄弟看在眼里，再开会时一位农民对我说：“你实在太累了，抽口烟提提神吧！”说着把长烟袋在火塘里叭了叭，用手擦一擦烟袋嘴，然后递了过来。我心想不抽不行，不抽的话他会认为我嫌脏，影响“三同一片”，影响感情和工作，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吸了几口。事后，我想还不如学当地干部也抽“喇叭筒”，免得再抽他们的烟袋。于是用两毛钱买了些烟叶，用剪刀剪成烟丝，卷起喇叭筒来，开始了吸烟。所以以后提到我的吸烟坏习惯时，我常自嘲地说：“这是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

　　我除了在土改工作办公室工作外，还要经常到各组去了解情况，听听同学们的意见，传达区土改工作委员会的意见，还要考虑建团的问题。那时是下雪天，我们和当地干部一样，都是穿草鞋赶路。雪融化后路上非常滑，农民兄弟告诉我穿鞋底编有竹根的草鞋可以防滑，我买了几双试试还真是不错。有一次我到一个离土改办比较远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顺着电话线去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我顺着电话线走了很久才到。等到办完事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往回走的时候因为看不清电话线，不幸迷了路。当时又不敢去问路，正在为难之际，忽然看到有人骑马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区土改办的通讯员，我说明了情况，他说：“我现在要送一个紧急通知，没有办法送你回去，你看怎么办？”那时刚下过一场鹅毛大雪，晚上走的人也不多，我问通讯员来的时候路上有没有行人，他说：“没有碰到任何人。”我说：“那我就顺着你的马蹄印回去”，他说：“那倒是个办法，路上你小心。”说完他匆匆走了。就这样我边走边找马蹄印，好不容易赶回了区土改办，赶到时已经是次晨三点了。

　　当地的土改干部都有枪，区委书记是老革命，有一把德国造的20响，区长也有一支驳壳枪。其他几个土改干部都是背的三八大盖。我们则只有一个土改工作团的符号。我们工作团有一个同学很羡慕他们有枪，很想背上枪“神气”一下。有一天他和一位当地干部私下打交道借他的枪背一天，那位干部同意了，并且教给他枪如何使用，要他千万不能乱开枪。他高高兴兴地背着枪出发了，那知事有凑巧，正在他赶路时，忽然发现不远处一只大老虎正凝视着他，这一下吓出他一身冷汗，赶忙取下枪对准老虎。老虎没往前走，他也不敢开枪。怕万一一枪打不死老虎，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几分钟，幸运的是那只老虎竟然掉头走了，其中原因就不得而知了。究竟是老虎已经吃饱，还是老虎不主动伤人，还是老虎有经验知道枪的厉害，总之“有惊无险”实在是万幸。我想这位同学恐怕也是终生难忘。

　　“反霸斗争”开始不久，还没等到“分浮财”、“分果实”、“分土地”，我们就奉召回院参加“三反”、“五反”斗争了，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运动。

　　说起参加反细菌战，现在回想起来颇有几分滑稽的味道，或者说有点象一场滑稽的闹剧。据说是国民党的飞机在湖南某地投下了一些化学品和“细菌弹”，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去参加反细菌战。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后组织了两个年级的学生去参加，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级。我们上午接到通知，学校给我们每个同学注射了一支防鼠疫的疫苗，发给我们全年级500片磺胺嘧啶，下午二时我们就出发了。等我们赶到预定地点，民兵已经封锁了“疫区”，只准进，不准出。我们的领队是卫生系的一位老师，他暂时留在封锁线外，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也留在封锁线外。当时天气很热，我们这些学生全是短衣、短裤，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甚至没有消毒药品和设备，完全是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就这样雄纠纠地跨过了封锁线，进入了这片未知的天地。进去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先摸清真实的情况。经过广泛的调查，敌机并未投掷什么“细菌弹”，我们也未发现什么异样的容器或疑似“细菌弹”的弹片，也未发现有人发病。敌机只是投下了一些彩色的传单和肥皂、糖果之类的东西。说也奇怪，有的村民接触这些传单后出现了手臂奇痒和明显的淋巴管炎。我们取了些样品送到封锁线外化验，没有化验出什么毒物。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发动村民用筷子收集这些传单，集中焚烧。既然没有“细菌弹”，另一个年级的同学就撤回了，只留下我们年级在该地坚持。我们的任务转为发动和指导群众搞爱国卫生运动，并进行防疫注射。为了不留下死角，我们拟定好计划，一个村一个村的进行，有一天到达一个村时，村民告诉我们昨晚老虎到他们村吃了一头小牛，并给我们看了被吃剩的小牛的尸体和老虎的脚印。等到我们完成防疫注射，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但我们必须返回驻地。村民劝我们不要走，遇到老虎太危险。我们说我们人多，不要紧。村民还是不放心，给我们扎了一个火把，并告诉我们老虎怕火。我们点上火把就出发了，在路上我们一路唱歌壮胆，一边用手电筒光四处乱照，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驻地。在该地我们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后同学们对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不敢跨过封锁线，而只让我们去“冒险”意见很大。但我们自己感到自豪和幸运。

　　如果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偶象的话，大家的偶象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在这段时期中我们除了努力作好工作外，还一定要学好专业，取得优秀的成绩。当时的看法是，如果你学习成绩不好，工作作得再好也是不能服众的，在同学中也是没有威信的。在我最紧张的时候，我要念书，要做学生会和团的工作，还要在护校等处担任兼职教师以瞻养我的父亲，我仍然要保证我的学习成绩不能落在别人后边。在这段时间里我也进一步体会了湘雅的“严谨”作风。湘雅素以“严谨”著称，我体会“严谨”不仅要求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严谨”还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严谨”决不是生硬刻板，更不是一成不变。我们从一入校起，就受到“严谨”要求的训练，例如在生物学实习课时，绘图所用铅笔必须是“6H”的，对明暗程度的表达必须用小圆点的密集程度来区分，不能用线条。画出来的点必须是圆形的而不能是三角形或多角形的，这就要求铅笔必须削得合乎要求。又如学生上手术台前必须先练习打结，打出来的结必须是平结，不能是“滑结”，如每分钟连续打结数低于60个是不准上手术台的。对拟参加的手术必须熟悉手术的步骤，对拟担任的角色（如主刀、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必须熟悉其职责，不能不尽责或超越职责范围等等。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我刚参加完长沙市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到学校，病理学教授潘仕宬派人喊我到她办公室，告诉我第二天要举行病理学期中考试，要我必须参加。我说：“我刚在外面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团代会，这个星期没有听您的课，您看是否可以明天不参加考试，以后补考。”潘教授说：“不行，你是学生，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你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做社会工作，但你应该把两方面都安排好，不能顾此失彼，你没有理由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放松学习，更不应该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要求老师对你降低要求标准。我想你是可以克服困难的。”我说：“我明白，谢谢老师。”当天晚上我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自学了未听课的内容，第二天照常参加了考试。事后，潘教授在一次会上说：“这样的学生可以做干部。”潘教授对自己也非常严格，非常敬业。以后在一次做学术报告时，由于意外造成股骨颈骨折，她硬是忍着剧痛，坚持到做完报告才去看病、治疗。

　　现在回顾湘雅的点点滴滴，我十分感谢我在湘雅所受到的教育，在这里我学习了科学知识，特别是湘雅“授我以渔”。更重要的是，在学生时代我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思想，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虽然我暂时不能入党，我仍然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即使终生不能入党，也应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历经磨难而始终未改初衷，从未动摇过信念或者迷失方向，三十年后仍然要求参加中国***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能为病人冒极大风险，为什么明知自己要吃亏而仍然坚持原则的原因。我一生为人处世，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党的原则，“只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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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由于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和另外几名男同学在一年的毕业实习（当时叫生产实习）中实习的全是外科，大家实习得非常认真。实习了三个月我便担任了代理住院医师，带领师弟、师妹们做阑尾、疝气之类的手术。毕业后，因为朝鲜已经停战，预定的任务没有了，我被留在湘雅医院担任外科医师和助教。那时住院医师很少，整个大外科只有6个人，还要抽一个人值晚夜班和急诊。每个住院医师都要管很多病床。我记得我最多管过36张床，分为两组，一组是胸外科，一组是泌尿科。今天跟这组查房，明天跟那组上级医师查房，今天参加这组的手术，明天参加另一组的手术，但还必须照顾到两组的病人。所以必须有比较科学的工作方法，有计划，有预见性，多和上级沟通，多了解上级的意图，多争取护士的合作，争取病人的理解和配合，否则很难适应那种局面。那时辛苦是辛苦，每晚两点钟睡觉，第二天提前进病房，开处方，换药，安排好工作，然后进手术室按时开始手术，倒也觉得生活充实而愉快，因为感到是真的在为人民服务了。在我值夜班、急诊时，我记得一晚最多曾写过六份入院记录。那时要求严，病人入手术室时必须连同完整的入院记录和必须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到了第二年年中，在外科办公室出现了一张布告，内容是征求一位主治医师出来学习麻醉，将来负责发展湘雅的麻醉学事业，布告是由大外科主任谢陶瀛教授签署的。当时湘雅没有麻醉科，也没有专门的麻醉医师，麻醉是由临时指派的外科医师施行的。麻醉只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一般的情况是，这组医师做手术，就由另一组外科医师中抽一个人作麻醉。一个病房中两个组的外科医师互相担任对方的麻醉医师。如果是作蛛网膜下隙阻滞（腰麻），就由手术医师先作好麻醉，调节好麻醉平面再上台手术，将病人交与巡迴护士看管。那时的麻醉也很简单，只有局麻、腰麻、乙醚吸入全麻。也有硫喷妥钠静脉麻醉，但只个别人敢用。乙醚吸入全麻多数情况下是开放点滴吸入，只有个别人能作气管内插管。全院只有一副咽喉镜，镜片是直式的且较巨大，作气管内插管在当时是一项重大举措，插管前大约需要吸入两个小时的乙醚，而且插管常常造成机械性损伤。记得有位病人曾向外科医生请求说：“我还没有结婚，希望尽可能保留我的门牙。”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上乙醚麻醉的情况，指导我的是一位比我高三年的外科住院医师。他说：“你把面罩罩在病人口鼻上，然后开始慢慢点滴乙醚，并逐步增快，但不要让面罩上的纱布太湿，等乙醚挥发后再接着滴。因为乙醚气味难闻，可以告诉病人如果觉得不好闻就向外吹气，他吹得越厉害就吸入乙醚越多。”就这样，我按照他的指导开始了我施行的第一例麻醉，我的指导医师也就走开干别的去了。过了一会病人开始出现挣扎、乱动，这时我的指导医师过来和护士、工人一起用力按住病人，并要我快点滴乙醚，等到病人安静下来以后，指导者看了看病人瞳孔，告诉我把病人瞳孔维持在中等度散大就可以了。等手术完了，停止滴乙醚让病人慢慢苏醒。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我又成了指导者指导从来没上过麻醉的外科医师上麻醉。如果要作气管内插管，就一定要请某人来插，他往往告诉你滴完两瓶（每瓶150ml）乙醚再喊他。这就是当时“南湘雅”的麻醉水平。谢教授的布告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谢陶瀛教授是一位很有远见、有创业精神、有强烈的使命感的教授。原来，湘雅医院的外科只有普通外科，应该说湘雅医院外科的亚专科（三级学科）如心胸外科、腹部外科、骨科、泌尿科、烧伤整形科、神经外科等都是由他经手或亲自参与建立的。以后神经外科才分离出去成为专门的学科。在解放前，谢教授曾联系派一位医师去美国学麻醉，后未成行。在解放后又培养一位医师做麻醉工作，但这位医师只同意暂时做一做，不愿长期坚持下去。这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谢教授的那张布告。在谢教授看来，湘雅的麻醉太落后，太未受到重视，如果麻醉不发展，整个医院的发展特别是外科的发展将受到制约。在上世纪40～50年代能有这样的认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布告贴出以后，无人问津。过了约两个月，谢教授又贴出了第2张布告，这次是从总住院医师中征求一个人学麻醉。为此总住院医师们开了一个会，又无人应征。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麻醉工作是“幕后”工作，地位低，被人看不起；而且出了问题时往往成为替罪羊。事实上这种看法不仅当时有，现在还残存在一些人心目中。例如，经过多少人的努力，1989年卫生部曾下发过一个12号文件，把麻醉科定位为临床科室。但直到今天，有些地方的医院领导还是把麻醉科看作医技科室。所以，对谢教授的号召无人响应是可以理解的，“人往高处走嘛！”。当时湘雅外科有两个青年团员，其中一个是我。我找到另一位团员，问她对这件事如何看法，她说她想将来做小儿神经外科医师，而且她也不是总住院医师。当时我对麻醉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不过我想既然需要就应有人去做，甚至是作出牺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另方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你认真去做，敢于深入钻研，就一定可以做出名堂来，不一定永远是招人“白眼”，而不“刮目相看”。这对我是一个重大决定和转折，意味着我不再作外科医师，而是往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坑里跳。对这一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几十年后谈起时我仍然觉得是“无悔、无愧”。想好了我就去找谢陶瀛教授，我说：“我不是主治医师，也不是总住院医师，不符合你提出的要求，在无人报名的情况下我是自己跳出来的，你看是否可以，如果你同意降格以求，我就去学麻醉。否则，我还是做我的外科医师。”谢教授表现出大喜过望，连说“欢迎、欢迎”。我想，对于谢教授，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也不认为我是“高攀”。不久，谢教授就联系好我去上海进修麻醉。

　　在我“入地狱”之初，我还参加了一些政治运动。1956年初，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学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我被调到肃反办公室工作。那时党员很少，所以青年团员也被派上了用场。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负责调查一个历史反革命案件，涉及的地点在太原、西安、咸阳、延安一带。于是我们带上有关材料、照片，开始了艰苦的外调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先到太原，乘火车取道石家庄再经正太线到太原。按规定，我们可以乘坐硬卧，但为了省钱我们乘坐了硬座。当时是冬天，为了怕文件丢失，我们把皮包夹在棉大衣内，晚上只能是半醒半睡，时刻警惕着。因为当时发生过因材料丢失相关干部被押解回去的事。到太原后我们住入了规定的招待所内，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把材料存入保险柜内。太原天气很冷，街上还有大量的带斗的人力三轮车，据说那是阎锡山时代留下的。我们在太原发现了一个在大同的线索，由另一位同志去大同调查，我留在太原继续工作。等到吃饭时我才发现粮票全部被那位同志带走了。当时吃饭是要用粮票的，没有粮票我可惨了，我只好打听在太原吃什么东西不要用粮票，后来发现吃饺子不需粮票，所以我在太原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饺子。结束在太原的工作后，我们前往西安。当时到西安去要取道南同蒲铁路，坐的是阎锡山时代留下的窄轨火车。车身非常小，一路摇摇晃晃到了风陵渡。那时黄河上没有铁桥，所以下了火车必须赶上第一趟渡船过黄河，才能赶上经潼关到西安的火车，否则又要在潼关逗留一晚。下了火车以后我们一路飞奔，总算赶上了第一趟渡船，这次我多了一个坐木船过黄河的经历。木船很大，大约能站100人。因为黄河水流湍急，所以既用橹又用锚，艄公喊着号子，一群人用力摇橹，另一些人则把几个锚交替抛下、拖起，以免船被冲下太远，这种方式谓之 “锚橹”。我们在惊险中过了黄河，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想现在恐怕很难再有一次这样的体验了。到西安后，我们发现重要的线索在咸阳，于是我们又赶到咸阳。在咸阳我们又扩大了线索。由于要在咸阳、西安两地之间奔走，我向有关单位借了一部自行车。西安与咸阳之间的距离是25公里，路又不好走，骑自行车也相当辛苦。在西安我们通过公安厅到几个监狱提审正在服刑的犯人，核对有关事实，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咸阳期间我还去过一次三原，由于不懂当地的风俗习惯，我还闹了一个小笑话。中午我到一家店子去吃烩馍，坐好后伙计送上一个大碗和一大块饼就走开了，我心想这怎么吃，这不是烩馍呀！还是等等再说吧！等了一会，伙计还是没有动静，我正想开口询问，这时又进来一个吃烩馍的人，只见他把馍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碗里，伙计就把它端走了，我心想原来如此。我也“照葫芦画瓢”，这才吃上了烩馍。完成了在西安、咸阳的工作后，我们向延安进发。先坐火车到铜川，然后乘汽车到延安。我们乘坐的是卡车，人坐在货物上，当时天气很冷，到达延安时双腿都冻得麻木了。延安是革命圣地，到达延安我们都非常兴奋。工作之余，我们不忘去参观一下革命纪念地。我们住的地方是王家坪地委招待所，当年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我们去过枣园、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开会的地方）、“四八”烈士墓等地。我们也钻过当年中央的防空地道，在地道的另一出口却进入了一个厨房。参观“四八”烈士墓时大门紧闭，我们只好翻墙而入。在瞻仰枣园时，室外有一张毛主席当年坐过的木椅，游人可以一坐，所以我们也轮流坐了一下这把椅子，感到非常荣幸，但从文物保护的观点看这就非常不合适了。延安当时还很贫穷，连医院病房也是在窑洞里。很多人都住窑洞，据说窑洞冬暖夏凉，有的人还不愿搬出窑洞。不过当年抗大、鲁迅文艺学院等的窑洞已经都荒废了。由于我们是医生，延安的人民医院还请我们去参加过一次会诊。在延安我们最不习惯的就是虱子，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老头、老太太坐在太阳下面捉虱子，有的还把虱子放在口里去咬。据说那个地区缺水，女性一辈子洗三个澡，一次是出生后，一次是出嫁前，最后一次则是死后入殓。在我们住的招待所，一打开被子也可找到虱子。我们都是尽量抓光了虱子再睡，但还是很难避免与虱子为伍。离开延安后我们要到宜川去。那时宜川不通公路，完全靠步行，所以我们雇了一头骡子两人轮着骑。赶骡子的人很会唱陕北民歌，一路上他时时引吭高歌，颇不寂寞。但奇怪的是他中午不吃饭，一问才知道是为了省钱，而且已经养成了习惯，我们请他吃饭他也不吃。晚上找了个骡马店住下，牲口得到休息。骡马店非常便宜，一晚才五角钱，还管晚餐，菜是一碟咸菜、馒头则管饱。馒头之大我是第一次见到，每个馒头由半斤面粉制成，非常结实。我们两个人才合吃了一个，那位赶骡子的老乡则一下子吃了两个，他告诉我们第二天他就不用吃饭了。在骡马店晚上睡的是大火坑，男男女女几十个人通通睡在一个坑上，坑上虱子横行，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个办法，趁着没有灯光，我们把衣服全脱光，挂在墙上，自己则只能任由虱子摆布。第二天一早趁着微弱的光线相互把对方身上能看到的虱子捉掉，然后迅速穿上衣服，希望能尽可能少带虱子周游。第二天到了宜川县委招待所住下后，服务员来说：“这里吃饭要预约，明天早上吃包子，你吃几个？”我说：“吃4个”，他说：“你吃得下4个吗？”我说：“没问题，我在家里也是一餐吃4个”，服务员记下后走了。等到第二天服务员把包子端来，这一下我可傻了眼了，原来这里的包子奇大，与南方的不一样，每个包子由6两（每斤16两）干面粉制成。这4个包子我足足吃了两天多，真是入乡必须问俗。我们回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与招待所商量彻底处理虱子，免得将虱子带回长沙。我们非常感谢招待所的配合，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也是“轻车熟路”。回来后，我如实地向肃反办公室汇报，认为经过我们多方调查，那位“历史反革命”的交待均经核实，无不实之处。不料我被认为“右倾”，因而离开了肃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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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遇明师（本文）

　　我要去进修学习的地方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是吴珏教授。吴教授原是从事药理学工作的，药理学的功底很深，后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州学麻醉，师从Waters教授（即发明用钠石灰吸收二氧化碳使关闭式麻醉成为可能者，也是美国第一个麻醉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吴教授谢绝盐湖城方面的高薪聘请，携带一批麻醉器材回国，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麻醉科，并把这批器材捐给了医院。上海的一个里弄小厂按照吴教授带回的麻醉机样式，用手工制造出我国第一代国产麻醉机，当时叫陶根记麻醉机。

　　吴教授有感于我国麻醉事业的亟需发展，开始培训进修学员，并发奋著书立说。在我决定去进修时，刚好吴教授的专著“临床麻醉学”（我国第一本麻醉学专著）出版，我如获至宝，赶快买了一本来仔细阅读，作为去进修前的准备，同时在科室内加强了麻醉的实践工作。由于当时全麻主要是乙醚开放点滴式吸入，病人吸入大量乙醚蒸气，麻醉医师也要“沾光”吸入部分乙醚气体，所以在手术结束后，在一段时间内，麻醉医师的呼出气中总带有乙醚的难闻气味。对此，人们反应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嫌弃，有人甚至觉得不可忍受，对刚作完麻醉的麻醉医师“敬而远之”。

　　1955年初我到上海去进修，首先到教务处报到。在报到地点接待我的是一位有一定名气的外科学教授，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我是从湖南医学院来的”，他听后十分冷淡，不屑地说：“什么湖南医学院！没听说过。”我说：“可能你没听说过，湖南医学院就是以前的湘雅医学院，1953年改的名称。”没想到“湘雅医学院”几个字一出口，教授的态度突然变得热情起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派人带我到宿舍，介绍有关情况，并带我去洗澡（上海话叫‘打浴’）。这时我突然感觉到“牌子”的重要。“出身名门”就会占点便宜。由此我又想到创牌子不易，砸牌子倒比较容易，我在这里学习可不能砸了“湘雅”的牌子。

　　在我去学习以前，已经有几位医师（师兄）在吴教授那里进修。他们热情地向我介绍学习的情况、吴教授的习惯、脾气和对学员的要求，以及他们认为的应该注意的事项。这些对我很有帮助。

　　吴教授从美国带回来一些专著和杂志。他认为要学好麻醉必须掌握好有关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所以他总要求来进修的学生到他那里借书看，而且他希望能按时看完归还，并能提出一些中肯的问题和他讨论。 我记得他推荐给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英文的《麻醉物理学》，里面谈到了很多流体力学、血液流变学的道理，也解释了很多麻醉中常遇到的小问题，例如为什么控制输液滴速的夹子不应该夹在墨菲氏滴管的上方，而应比较靠近液体输入血管的地方。我按照他的要求，在他规定的时间前两天把书看完，做好笔记，在归还时提出相应的问题，吴珏教授表示满意，又再让我看第二本书。在看完几本基本的书籍后，吴教授就会根据他对学生水平的评估指点学生看杂志。我体会这也有因材施教的意思在内。

　　那时，吴教授对术前（麻醉前）准备和术前讨论抓得很紧。每个麻醉科住院医师和进修生都分配了管病房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抓紧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病房医师沟通，了解手术安排情况，手术的复杂程度，术前准备情况。我们还要对病人按计划进行术前访视。对病房的手术安排和一般病人的情况，在每日的术前讨论会上只要简单汇报即可。但对危重疑难病人必须提出在会上讨论，根据讨论的结论来完善术前准备和制订麻醉方案。吴珏教授亲自主持每日的术前讨论会，所以我们都把这种讨论会看作是绝好的学习机会。那时在上海中山医院，麻醉前用药的医嘱是由麻醉医师（包括进修医师）在病室进行处方，由病室护士执行的。麻醉、手术后的第一次医嘱也是由麻醉医师（包括进修医师）来书面吩咐的。这个医嘱不是只涉及麻醉后注意事项，它是一个全面的医嘱，包括术后应注意、应观察、应执行的事项，例如：引流管的通畅情况及每小时引流量，抗感染药物的使用，对某些并存症的用药等。这些对我们是个极好的训练，使我们认识到麻醉学涉及到的知识之广，做一个好的麻醉医师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和理论。我们必须努力自学，联系实际去学习，去掌握。我很感谢这一段的学习，它使我向一个“杂家”（不是“专家”）的方向努力，使我以后有可能去开拓我院的重症医疗（ICU）和疼痛诊疗。也使我们在医院中能与其他临床科室平起平坐，不“自惭形秽”。中山医院十分注意准时开始手术，我们七点钟进手术室，八点以前完成麻醉，八时十分左右开始下刀，未按时完成麻醉是麻醉医师的责任，手术医师不能按时下刀是手术医师的责任，记录在案，责任分明。

　　虽然我在进修前已有一些参加临床麻醉的体验，但到了吴教授那里一对比，我觉得差距实在太大，真感到有“天壤之别”。尽管那里全麻也只有乙醚可用，但他们诱导很快，苏醒也快，不像我们这里作一个气管内插管需要2～3小时，麻醉后初步苏醒需要5～6小时或更长时间。不久之后，我也能作到乙醚诱导后很快完成气管内插管，手术结束后十几分钟内可唤醒病人。原来同样一种麻醉药，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当然，合适的方法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来指导，吴教授就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要求我们对麻醉中的操作、处理，为什么那么作，都应该能够说出道理来。单纯用乙醚诱导，诱导期很长，而且兴奋期十分明显。要缩短诱导时间就必须使病人短时间内就能耐受高浓度乙醚吸入，迅速跨过兴奋期进入Ⅲ期1级。当时可采用的药物只有“氯乙烷”和硫喷妥钠，例如用氯乙烷吸入使病人丧失神志后再快速吸入乙醚。在有一次吴珏教授自己进行的麻醉诱导中，我发现吴教授是将氯乙烷直接喷射在乙醚面罩的纱布上，而不是象他在专著上所写的用“点滴”的方法。事后我问吴教授为什么在书上他不写氯乙烷可以这样用，吴教授说：“氯乙烷的作用快，毒性很大，我写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方法。我用的是风险较大的方法，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掌握它，如果我把它写在书上，别人照葫芦画瓢，掌握不好就可能出事故，人命关天，我担待不起”。这使我第一次认真考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了使病人能及早清醒，就必须尽可能减少乙醚在体内的潴留，通过呼气使乙醚排出体外（在使用麻醉机时用加强通气的方法），谓之“去饱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手术的步骤，刺激的强弱，在刺激弱的时候减浅麻醉，使乙醚能排出体外，做到麻醉“当深即深，当浅即浅”。在那时的麻醉记录单上，我们必须记录手术的主要步骤，并绘出相应的麻醉深浅曲线。我觉得在“麻醉深浅与手术刺激强弱相适应”这一点上，当时对麻醉医师的要求要比现在高得多。那时没有肌肉松弛药可用，全麻都保留自主呼吸，要作控制呼吸则必须采用相应的手法。因此在剖胸手术时如何管理好呼吸且便于手术操作，便有许多讲究，吴教授要求我们对相应的操作都要能说出道理来。对于麻醉中的用药，吴珏老师主张简洁，反对“大杂烩”式的用药。他在巡视中发现你用了什么药，他会从药理学的角度向你提问，如果发现是不该用的而你用了，或者是剂量不恰当，那就可能遭到严厉的批评，在上海叫做“刮胡子”。他的这些严格要求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反对“不必要的复杂”，采取措施或用药必须“有理”、“有据”，对病人有益，勿过与不及。

　　除了全身麻醉以外，当时神经阻滞使用较多，那时没有神经刺激器之类的工具，要求麻醉者对解剖要很熟悉。对刚引入中国不太久的硬膜外阻滞，更是引起大家的兴趣。那时，只有单次硬膜外阻滞，穿刺针都是用腰穿针改制的，采用坐位穿刺，穿刺时需要一位护士协助扶持病人。局麻药用丁卡因，注射试验剂量后用分次注药的方法给药。大家在对硬膜外阻滞感兴趣的同时，对它的严重并发症也非常紧张。因为穿刺针较细，尽管针尖斜面已经磨短、磨纯，但在穿刺及给药过程中都有可能穿破硬脊膜，如果观察不细就有可能将局麻药误注入蛛网膜下腔而致全脊麻，师兄们还举了些实例。所以我们对硬膜外麻醉的有关理论知识、并发症的防治、以及实际操作都学习得非常认真，不敢少懈，特别是考虑到以后回到原单位要开展此项技术。

　　那时，中山医院外科（外科学院）的手术数量并不很多，而进修人员相对较多，他们本科的住院医师也需要训练，所以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麻醉可做。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进图书馆，但我觉得书和杂志可以放在晚上或休息日看，没派麻醉的时候最好是去观摩别人司理麻醉，这样可能收获更多。在观摩中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可以设想如果是我司理麻醉，我会如何处理，如果发现他的处理与我考虑的不同，可以在病情稳定后司麻者方便的时候向他请教，予以记录。然后根据不同的病种、手术或麻醉分门别类进行整理，这样我就把别人的经验、长处转化为自己的了。我在上海进修半年真正分配给我做的麻醉不到70例，以硬脊膜外阻滞而言不过10例左右，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可以说只是了解了方法谈不上经验的基础上，我在湘雅、在湖南开展了我以后的麻醉学事业，我想这可能与我们那一代人的学习方法和使命感有关。自己操作一次或观摩一次老师们的操作、处理都应该有所收获。那时心脏手术在国内才刚刚开始，对二尖瓣狭窄的病人采用手指钝性分离、扩张二尖瓣的方法。我们是没有资格作这种手术的麻醉的，大家都非常注意观摩学习，根据看到的情况总结这种手术的麻醉处理特点。有一次吴教授外出会诊做这种手术的麻醉，刚好那天我没派麻醉，我要求跟去看看，吴教授同意了，那次我收获特别大，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麻醉管理。几十年来，虽然历经风雨，吴珏教授诲人不倦，为中国的麻醉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麻醉医师协会授予他终生成就奖，实在是众望所归。

　　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对麻醉学的认识很不正确，在我国最早的麻醉科成立的地方也是如此，外科医师总是认为可以指挥麻醉医师的，特别是对麻醉科进修医师。所以如何与外科医师相处成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进修的条件下、恐怕还要多一些忍耐与机智。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为一位作脾肾静脉吻合术的病人作麻醉，手术医师是一位有名的教授“人称××老虎”，他一看上麻醉的是一位他不熟悉的面孔，用手一按腹部马上就说“麻醉太浅了”，其实我已为进腹作准备将麻醉调整到了Ⅲ期2级。那时我们所用的麻醉机在按住把手打开吸入开关时会发出“喀、喀”的响声，我听他那么一说就故意把开关弄得“喀、喀”作响，让他觉得是在加深麻醉，然后又把开关把手提起轻轻放回原处，过了约2分钟后问他“您觉得现在麻醉够深了吗？”他说：“比先前好多了。”经历过这一次以后，这位教授以后再遇到我给他的手术司理麻醉时便友好多了。

　　我在上海进修的时间只有半年（别人都是一年），由于那位等着我回湘雅好让他脱身的医师的缘故，我不可能延长进修时限。我十分珍惜在中山医院的那段时间，尽可能设法增加实践的机会，包括在星期天代人值班，或代人值夜班，当然都是在上级医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杭州离上海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今天看来简直令人难于置信，我在上海期间居然没有去过杭州，几年以后我因出差才到了久已向往的杭州。

　　我在上海学习的时间虽短，但得遇明师指点实在是一种荣幸，是缘份，终生受益，终生铭记。在与一些师兄弟们谈及吴老师时大家都有同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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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业维艰，未雨绸缪（本文）                       

　　1955年下半年，我怀着既兴奋又惶恐的心情从上海回到湘雅。说到兴奋，是因为我即将从事和开拓一个新的事业，进入一个我刚开始涉足的领域。说到惶恐，是因为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我只是一个住院医师，“人微言轻”，现在要独当一面，在没有上级指导的情况下去解决将会遇到的所有的麻醉问题，去面对人们对麻醉的不理解和轻视，甚至鄙夷。不仅如此，我还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动麻醉学在本院和湖南的发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是一种态度和决心，要把“地狱”变为“天堂”，需要不懈的努力，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美国纽黑文，一位美国麻醉医师对我说，据他了解，中国公众对麻醉的认识比美国差四十年，当时我觉得可能差不了那么多，但现在看来（已过去了20年）他的估计并不过份。直到今天，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系统内，仍然有人把麻醉看作是医技科室；甚至某些医师他们对麻醉的了解也仍然停留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1987年我曾应邀参加耶鲁大学医学院麻醉住院医师培训计划招生的面试。该计划只招收15人，但争取者达800多人。我曾问过几位争取入围的毕业生，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争取15个培训岗位。他们的答复让我十分感慨。他们之所以要学麻醉，是因为麻醉学涉及范围广、有深度，可研究的内容多，他们从学术上感兴趣；其次是因为麻醉医师地位高，受人尊重，待遇好，工作性质不拖泥带水。反观我们，情况就大不一样，但不管怎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麻醉科的地位比以前已大有提高，麻醉医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大有改观，比我们年轻时强多了。
　　惶恐归惶恐，“丑媳妇免不了见公婆”，事情总是要进行的，回来了就要尽一切可能开展工作。我刚一到大外科报到，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医师就忙不迭地交待工作，撂了担子，把一切都推到我的面前。当时我已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开展工作，没有领导和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尽管谢陶瀛主任非常重视麻醉工作，但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除了向院领导汇报外，在谢教授的同意下我安排了一些汇报性的学术活动，算是舆论先行吧！内容是针对当时湘雅的麻醉情况，如“全麻的诱导与维持”、“气管内插管术”、“硬脊膜外腔麻醉”等。大家非常感兴趣，特别感兴趣的是硬脊膜外腔麻醉，因为大家还从未见识过。有关的提问特别多，如其作用机理、适应证、并发症等等。除了理论上的宣传外，我想，真正要让人信服，还是要靠实践，靠优良的表现，第一炮必须打响，决不能失败，否则后果难于预测。因为，“第一次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湘雅的严谨作风帮助了我，我的几次带有示范性质的麻醉都非常成功，一下子让人们感到我们医院的麻醉面貌已焕然一新，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在初步打开局面之后，我向院领导提出了增加人员、筹建麻醉科的要求。经过院领导研究，决定从外科和妇产科中抽人来共同创建麻醉科。当时从外科抽了两位，从妇产科抽了一位医师，加上原已决定从事麻醉工作的一位护士同志开始了麻醉科的筹建工作，制订了有关的规章、制度、职责，明确了麻醉科的隶属关系及其与各有关科室的关系。为了麻醉科以后的发展，并为了改善麻醉科的地位，我们决定今后进人必须具备大学医本科毕业的学历（当时还没有学位制度），使麻醉科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其他临床科室一样的起点，而不自甘菲薄。这一点当时在全国都是很少的，为我们麻醉科在院内享有较高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若干年后，一些同行对我们这种作法都给予了肯定。
　　1956年10月我们正式成立了麻醉科，这也是湖南的第一个麻醉科，在国内也是较早成立的麻醉科之一。在医疗业务上麻醉科由医院直接领导，与内、外、妇、儿等科享有同等地位。看来我们当时已提前实现了卫生部1989年12号文件中提出的麻醉科是一级临床科室的要求。在其他方面则由外科学总论教研室领导，林光亨教授是外总的主任，他对麻醉科也非常支持，而且要求严格。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到过上甘岭前线，得过二级国旗勋章。并把在朝鲜的一些医疗经验传授给我们，例如封闭疗法中的颈迷走交感神经封闭就是他教会我的。麻醉科成立后，我担任代理科主任。1957年初我晋升为主治医师，正式成为麻醉科主任。我记得在我升了主治医师后，收到了院长给我的祝贺和鼓励信件，并随即调整了我的待遇，令人感到受到尊重和关怀，也感受到鞭策。在其位，需谋其政。麻醉科成立后可谓百废待兴，除了落实规章、制度、职责之外，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人员的培训，人才建设应该是最重要的建设。到麻醉科来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经验、技能，但由于思想明确，都有热情和干劲。我们采用自己培训的办法，边学边干，即干中学，学中干，从实践中学习，但要求在实践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实践后必须认真总结。我们强调自学（为了方便自学，我个人就订了4种英文麻醉杂志和几种中文杂志）和互相学习，先学教后学，“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向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例如与手术医师交流、参加会诊、参加外科学总论的学术活动，听兄弟科室的学术讲座、参加胸病讨论会、参加全院的临床病理讨论会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认为知识和经验都是需要积累的，应该注意积累，善于积累，“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应该加速我们成长的过程。那时科里只有一位护士，她学习努力，有上进心。为了加速她的成长，决定让她旁听医学院一些相关的本科课程。在时间上与工作有冲突时，尽可能由其他人代班让她去上课。此外，又送一位同志去上海进修，遗憾的是这位同志在进修期间找到了另一半，我们培养人的目的落空了，当然从总体来讲还是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为了拓宽我们的知识面，增强临床处理能力，我们又派人到心电图等我们不熟悉的相关科室轮训。当时外科也很注意住院医师培训，也派住院医师到麻醉科轮训三个月。二是要积极改善设备条件，申购必须的设备和物资，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匮乏，湘雅医院仅有一台美军留下的轻便麻醉机，一个粗大的直镜片咽喉镜，几根不配套的橡胶气管内导管，插管时要用塞布来防止漏气。所幸当时还可以购到陶根记和103麻醉机、Macintosh弯镜片咽喉镜、成套橡胶气管内导管和乳胶充气套囊，可以满足暂时的需要。至于其他一些器材，我们尽量自行改制或解决，例如硬脊膜外腔穿刺针就是我们用20号BD腰穿刺磨制的。以后开展连续硬膜外麻醉时，第一根穿刺针就是用15号粗穿刺针将针尖弯成杓状，加以磨制，用什锦锉磨光内口，再配以合适针芯制成的。所用导管也是用聚乙烯或聚氯乙烯材料的普通导管改制的，例如用乙醚使其硬化，用龙胆紫标记刻度等。量血压的血压计坏了是我们自行修理，麻醉机上的贮气囊或呼吸管漏气由我们自行粘补，单腔的左或右侧支气管内插管也是我们自行改制的，而右侧支气管内插管的制作难度稍大。当时要想申请进口物资是比较困难的，手续繁多，所幸院领导和谢陶瀛教授都非常支持。我记得，为了开展心瓣膜手术，我们获得了可用于连续监测的进口的心电图监测仪、除颤器（当时已在筹建二院，我也为二院购置了一套）。为了在临床上进行人工低温，我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体温计（包括可测皮肤、鼓膜、血流、组织等温度的各式探头）。为了有一台像样的麻醉机，我申请了两台西德Dragger麻醉机，其中一台先到货，我分给了二院；在第二台还未到货时，院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我被冠以“崇洋媚外”的帽子，因此这台麻醉机被转给了其他我不知道的医院。尽管如此，但我一直认为必要的医疗设备是高质量医疗的物质基础。所以以后我还继续申请必要的进口设备。三是不遗余力地提高麻醉质量。我始终相信，没有实力是难于立足的，是没有说话的余地的，“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你必须让人相信你是值得信赖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是值得尊重的。这就要求我们有好的麻醉质量，有好的服务态度，甚至能解决一般情况下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创造条件，不断开展新的麻醉方法和新的技术，例如我们将人工低温用于临床，进行脑外科手术、心脏手术和创伤大的手术。开始应用肌松药和控制性降压技术，开始应用“人工冬眠”药物和疗法等等。我们在应用每种新的药物前，一定要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进行综合，然后在科内进行讲座和讨论，在我们已确信我们了解该药物的药理特点，能有效控制其副作用时，我们才在临床上予以应用，决不只看一下说明书就糊糊涂涂用药。我们十分强调“个体化”用药，对一些危重病人或我们感到没有把握的情况，我们宁肯多花一点时间，采用“滴定”（titration）的方法给药。对一些“狭界”（即对麻醉药的耐受极低）的病人和对药物“高敏”（hypersusceptibility）的病人，我们都因此而避免了危险。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每周均进行病案讨论，对一些危重疑难病例也进行术前讨论，对于外出会诊的一些有意义的病例也在科内传达，让大家分享。这些对提高我们的麻醉质量有一定的好处。在一个人们对麻醉学普遍缺乏认识，麻醉科只被看作是辅助科室或医技科室的环境里，麻醉医师不被尊重，其意见不被重视，手术医师自认为可以指挥麻醉医师，甚至把他的意见强加于麻醉医师的事是时有发生的。我们的原则和策略是不纠缠在小的问题上，对原则问题（涉及病人安危和利益的问题）则决不妥协，道理必须讲透，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可行”。时间一长，人们也就逐渐对我们另眼相看了。我觉得，在那种条件下适当地显示一下实力是必要的，是让人对麻醉医师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不是炫耀自己。譬如参加抢救病人，我决不是只去作个气管内插管就完事，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协助甚至指导进行抢救。逐渐地这也形成科室的一种作风，大家都这么做，而我们自己也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提高了自己。顺便提一下，我这种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中使我免遭一劫。某天，某“战斗队”要抓一批“黑鬼”去附二院“唱嚎歌”并剃半边头，我是应抓的人之一。来抓我时我正在神经外科病房主持抢救，来抓我的人等了一会，见抢救还未结束，究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悻悻离去。又如参加危重病人会诊，往往是在大家发表意见之后才问麻醉医师做什么麻醉，我则要从诊断、手术指征、术前准备情况是否完善、麻醉选择的理由、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术后注意事项等等提纲挈领地讲一讲。记得有一次在内科心血管病房讨论一位病人的手术问题，会后几位进修医师问他们的上级医师，“为什么你们的麻醉医师能谈那么多心血管的问题，而且你们都同意他的意见”。遇到有些学术上的争论问题，我们就和有关科室负责人协商，各自查阅文献，联合进行讲座、讨论，取得共识。有了共同语言事情就好办多了。由于我们坚持这样作，我们逐渐可以和兄弟科室平起平坐了。
　　若干年后，我们在各地的毕业生反馈给我们，认为我们麻醉科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我们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为提高我们省的麻醉水平做一点事了。当时我们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竟然组织科内同志编写进修教材，由我负责修改定稿。教材以实用为主，也兼顾有关的理论。约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完稿，当时出版条件困难，教材用油印印刷装订，因封面为红色，我们戏称为“红皮书”。我们于1959年举办了我省第一届麻醉学进修班，为期一年，招收了十几个人，学员有大学本科毕业的，有大专毕业的，有一部分来自部队，少数来自省外。这本“红皮书”大受欢迎，教学效果也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并坚定了信心，增长了自信，此后我们每年均招收一定数量的进修生。 1958年，附二院开始试运行，开始收治病人和进行手术。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在此以前我已进行了一定的人力准备和设备方面的准备，为附二院培训了麻醉医师和护士。在附二院开院之初，附二院的麻醉工作由附一院麻醉科统一管理，只指定在附二院负责麻醉科工作的临时负责人。有一段时间我来回地在一、二院之间奔走，那时我自己买不起自行车，只好向附二院总务科借一部自行车。我看到总务科工作人员骑的都是新的飞鸽或凤凰车，可没想到借给我的车却象候宝林的相声段子中描述的一样“除了铃铛不响，一骑起来到处都响。”就是这样一部车，我也风里来、雨里去地骑了一年多。后来条件成熟，在附二院也成立了独立的麻醉科，我才终止了这种两边跑的生涯。 “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也自别有一番风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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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为牛后”

老子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我体会是鼓励人事事要争先，不要老跟在别人后面，甚至“尾大不掉”。人应该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勇气，不要安于现状，安于坐享其成，或者说人应该有进取心。1955年下半年，我从上海回来后，谢陶瀛教授正在筹划“人工低温”（当时叫低温麻醉）的研究。他立即要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组。我们从动物实验开始，用狗作实验。当时实验条件非常差，我把那台前面提到过的美军遗留下来的麻醉机搬到了实验室，在乙醚麻醉下给狗作冰水浴降温，进行相应的观察，如对寒冷刺激的反应、降温速度、合适的降温程度、停止降温后的续降程度、降温的并发症、复温等等。用作冰水浴的设备就是一块橡胶布，将四角扎起就成了盆子，放上冰块和水，将狗泡在里面。观察体温变化的工具是一根化学试验用的玻璃水银温度计，直接插入狗的肛门。经过数十次动物实验后，我们于1956年将人工低温用于临床，最初是用于颅脑外科手术，主要是脑瘤的手术摘除，外科医师非常满意，很快就成为颅脑外科重大手术的常规方法。接着又用于创伤大或一般情况差而手术较大的病人的麻醉和心脏直视手术的麻醉。由于当时对低温生理的了解很不够，人工低温又广泛受到外科医师的欢迎，所以出现了滥用的情况。有一次腹部外科医师提出要给一例作脾肾静脉吻合术的病人作低温麻醉，我们未多加思索同意了。病人体温降到30℃，结果术中出现广泛渗血。这时我才想起可能是低温惹的祸，赶快给病人复温，渗血的情况才逐渐止住。当时国内还未见到人工低温用于临床的报道，估计我们是最早在临床应用这项技术的，所以我们想赶紧写文章报道一下。但谢教授觉得用于心脏直视手术的例数还较少，要求多积累一些心脏手术的病例后再报道，很遗憾的就是这样一拖延，我们丧失了最先报道的机会。这种情况历史上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乙醚的临床应用，本来最早在临床应用乙醚的人并不是Morton，但是别人没报道而他报道了。这样1846年Morton在病人身上应用乙醚就被公认为现代麻醉学的开始。继人工低温之后，谢教授又带领我们进行了体外循环的动物实验，当时体外循环机是用的指压式泵、鼓泡式氧合器。很遗憾这项研究在“拔白插红”运动中遭到批判，被迫中止。但科学总是要发展的，后来谢教授又领着我们开始了脑灌注低温用于心脏直视手术的研究，并用于临床。那时全国对于体外循环的研究风起云涌，我记得1962年召开第八次全国外科学会的时候，大致有4个流派，上海进行全身体外循环加低温，北京是半身体外循环，南京用自肺灌注，湖南用脑灌注低温。在实践的检验中后三种方法被淘汰了，后来大家统一到全身体外循环低温，这是合乎科学发展的规律的。 　　1957年，“人工冬眠”引入国内，各地纷纷采用，我们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人工低温时已开始应用了冬眠药物，我们应用了一种从英国引进的Largactil注射剂（即氯丙嗪）来控制降温过程中的御寒反应。说到氯丙嗪我还想起一件事，说明糊糊涂涂用药的危害性。在今天大家对氯丙嗪的药理特性非常熟悉，但在当时很多人对之并不了解，基本上是按照说明书上提供的剂量用药的。有一位神经内科医师（当时我们的神经内科与精神科尚未分开，合称神经精神科）知道我们有Largactil，要求我们分一部分给他用于治疗。过了两天，他告诉我他治疗了一个病人，给病人肌肉注射了50mg Largactil，然后让病人回家。不料病人走了几步后突然摔倒在地上，人事不知。几分钟后病人醒过来了，爬起来走了几步又摔在地上，他只好把病人安置在急症室的观察床上留观。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了他。在今天看来这十分可笑，但在当时这却是实情。 　　在上世纪50～60年代，全麻的应用不象现在的比例那么高，可用的药物也少，椎管内麻醉和神经阻滞是主要的麻醉方法。在开展连续硬膜外阻滞以前，我感到单次硬膜外阻滞时间受限，不能满足较长时间手术的需要，总想设法延长麻醉作用时间。后来采用了丁卡因与低浓度的泼卡因配合的混合溶液，一次用药其麻醉作用可持续7～8小时。但使用这种混合液时必须注意控制好麻醉范围，不然会增加某些处理上的困难。 　　采用连续腰麻也是一种延长麻醉作用时间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采用过两种连续腰麻的方法。当时没有现在这种先进的穿刺设备和导管，只能用土办法，一种办法是制作一个厚的褥垫，褥垫的厚度要大大超过脊麻穿刺针刺入蛛网膜下腔后留在体外的长度，在相当于人躺下时腰部的部位挖出一个大的缺口，使病人在腰穿成功并连同固定好的穿刺针及相连导管躺下平卧后穿刺针不会受到任何阻碍或撞击。这样就可以向蛛网膜下腔注药，调节麻醉平面，进行连续腰麻。二是有一次我在医院库房的大量穿刺针中发现了一根可反复弯折的腰麻穿刺针，我利用这根针进行连续腰麻。在腰穿成功后取出针芯，将针与导管连接并将留在体外的针干弯折固定于皮肤上，通过导管将局麻药注入蛛网膜下腔。但这种针弯折次数有一定限度，大约作了100多例，这根针就折断了，以后再也没遇到过这种穿刺针。 　　有一次我从杂志上看到一种将普鲁卡因制成长效制剂的方法，就与药剂科联系制作，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制成一种花生油制剂。经过动物毒理试验以后，我们将它用于神经阻滞镇痛，其镇痛作用长达5～7天。有一次我因病在内科病房住院，病房内收治了一批年轻人，大约有7～8人，患的是柯萨其病毒所致的“流行性胸痛”。虽经药物治疗，在疼痛不发作时与正常人无异，但一旦发作，其疼痛之剧烈实在让人感到惨不忍睹，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以头撞墙，有的呼天抢地，发作一阵以后又恢复平静。看到这种情况，我建议内科医师采用神经阻滞镇痛，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就在病房内给这批病人用长效普鲁卡因制剂作了胸段椎旁阻滞镇痛，效果非常满意。后来这批病人高高兴兴地出院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严格地说，硬膜外麻醉是一种不完善的麻醉方法，它不能有效地抑制腹部手术时的牵拉反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曾设想请术者在开腹后作腹腔丛神经阻滞，但很难得到全体术者的支持。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行上腹部手术的所有作硬膜外麻醉的病人都作后入路腹腔神经丛阻滞。我们一般采用右侧入路，这一穿刺入路的主要危险是误伤下腔静脉，因为下腔静脉离椎体非常近。我想到如果我们能使下腔静脉与椎体之间的间隙增宽一些，这种危险就可以减少或避免。所以我采用了一种用生理盐水将下腔静脉推开的方法，即在穿刺针尖达到椎体旁时注射2ml生理盐水，再将针紧贴椎体向前推进少许，回抽无血后再注射2ml生理盐水，再推进，再注射，直至针尖达预计位置，然后注射低浓度局麻药，效果非常满意。为了验证注射部位是否正确，我们在局麻药液中加入美兰，在开腹后可以看到在腹腔神经丛相应部位的腹膜后呈浅兰色，非常漂亮。在那一时期，我们全科5～6个人共作了数千例而无一例穿入下腔静脉。以后因为麻醉科的情况变化，我们没有再这样作，但仍用于疼痛治疗。在1989年开设疼痛门诊后，这种方法也传承了下去。在用单次硬膜外作盆腔手术的时候，为了减少牵拉反应，我们也参照腹腔神经丛的阻滞办法，创用了后入路阻滞盆腔内有关神经丛的办法，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有一次开全国学术会议时，一位代表在和我聊天时谈到，他作了几十例腹腔神经丛阻滞竟有6～7例穿破了下腔静脉，弄得他非常紧张，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穿刺方法。我把我们的方法告诉了他，他大喜过望，至于以后他做得怎么样则不得而知。 　　1962年，我从外文杂志上看到前入路坐骨神经阻滞的报道，我们经过探索以后，随即开展了这种阻滞。它特别适用于下肢严重创伤的病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供选择的麻醉药物有限，对下肢严重创伤而在麻醉前不能改变体位的病人，这种前入路坐骨神经阻滞使我们多了一个麻醉的新武器。到1964年南京麻醉会议以前，我们已经做了几十例。有的进修医师回去后也在他所在医院应用。不过这种方法对麻醉医师的操作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且较费时。随着麻醉学的发展，时间的推移，更简单安全的麻醉方法取代了它。这种方法现在已很少或没人应用了。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胸科（或心胸外科）手术都是在乙醚气管内麻醉下进行的，为了减轻或削弱手术创伤所引起的应激反应，我们对这类病人都在麻醉后加作颈迷走-交感神经封闭或胸骨后神经封闭，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联合麻醉（combined anesthesia），即全身麻醉与局部麻醉的联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就已经开始了零星的疼痛治疗，例如用后入路腹腔神经丛阻滞治疗慢性胰腺炎，用腰交感神经阻滞治疗闭塞性脉管炎，用无水酒精作三叉神经分支或半月节注射治疗三叉神经痛等等。 　　1964年，国外报道了经锁骨下路的中心静脉穿刺置管和测压，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启发和触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当年我们即在临床上开展了这项技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穿刺设备，针是用普通粗穿刺针磨制的，导管是用的硬膜外麻醉用的导管，测压装置也是自制的。为了防止空气进入血管，在将导管插入穿刺针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病人是清醒的，一定要取得病人的配合，即在我们将按压在针尾入口的拇指移开而插入导管时要请病人屏住呼吸。如果病人已作了气管内插管，则在呼吸囊上加压使病人停止呼吸动作。我们在手术病人身上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后，内科、传染科的医师也非常感兴趣，经过磋商以后，我们协助传染科进行感染性休克治疗中的中心静脉压监测，和内科一起将中心静脉压监测及小剂量冬眠疗法用于大叶性中毒性肺炎的治疗。消息传到院外后，外院也常请我们去进行有关会诊。当时不象现在这样大量应用，到1966年初，我们已经积累了约130～150例，还来不及整理、分析，“文革”就开始了。在冲击后，这些资料也就难见天日了。 　　我在上海进修期间未见过老师如何作嗜铬细胞瘤手术的麻醉，只知道风险极大，因为当时缺乏α1-受体阻滞的药物，也没有去甲肾上腺素等制剂，更没有β1-受体阻滞药。到1964年，这些药物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我想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作适当的准备了。1965年来了一例这样的病人，我们和泌尿科医师一起进行了术前准备，并单独制订了充分的麻醉方案（包括对并发症的防治），承担了围术期的全部相应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这例病人的麻醉和手术，大家都非常高兴，医院里也看作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我们医院第一次成功地进行这样的手术。那时全国已经在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那次手术后不久，院里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指定由一位泌尿科医生去讲如何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成功地进行了这次手术，只字未提麻醉科，这时我就清楚地感觉到某种信号了。因为在1963年底，内部已经传达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已经通过某些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这次我就感到厄运可能不远了。 　　在1965年初，我已申购了氟烷、光导纤维咽喉镜、红内线二氧化碳监测仪，到1966年初前两样已到货，象以前一样我组织大家学习、应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什么也不用谈了，很遗憾这个光导纤维喉镜还未很好发挥作用，就被弄坏了，成为废品。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不能说不努力，但我们很少发表什么文章。回想起来，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受湘雅过于严谨，“多做少说”的影响；更重要的则是政治方面的压力，写文章被认为是“白专道路”、“追逐名利”，我们也就“少吃咸鱼少口干”了。 在我们艰苦创业、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我也曾得到过我这一辈子的最高荣誉和奖励。1958年，我被评为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省级劳模。这对我自然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但以后我便与这类荣誉绝缘了。有人问我：“你这是怎么啦！”我只能笑笑。他们不知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我们这里有的领导就公开声言：“我们应该培养我们自己的、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象我这样出身不好的，所谓“罪与生俱来”，不作为阶级异己份子而能担负一定的职务，已经算很不错的了，不应有任何奢望。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尽力做好我应该做的，坚持自己的信念，更何况人做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荣誉。我这种信念也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来查去也查不到我有任何医疗事故或严重差错，否则把“阶级报复”的帽子一扣，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一位“领导”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以为你工作好，我们便对你没有办法。”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仍坚持每日工作至少6小时，医院把所有水肿的男性都集中在解剖楼楼上的大房间里进行“气功”治疗。不集中还好，集中了简直让人晚上无法休息。因为楼上是木板地面，而水肿病人的特点是晚上尿多，这个刚躺下那个又起来，“此起彼伏”，整夜没有停歇。大家心知肚明这是营养不良性水肿，但嘴上都不能说，对这种水肿称之为“原因不明性”水肿。那时我们的口粮原本每月26斤，为了发扬风格，捐出4斤，剩下22斤，还要留下1～2斤粮票应付急需，情况可想而知。水肿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很多年轻女性“例假”都停止了。1959年，湖南省曾派出几个人到福州学习“瘢痕灸”，由我带队。那时福建人说普通话的很少，语言交流很困难，所以我们的学习、讨论都要通过翻译进行。所谓“瘢痕灸”又叫“隔姜炎”，是将生姜切成极薄的片子，安放在穴位上，上面放一粒捻成麦粒状的艾绒，点燃待全部燃起后用软木塞压下，这样就在皮肤上烫起一个小泡，愈合后形成一个浅表瘢痕。原来是用于治疗橡皮腿的，这时我考虑可以试用于“月经停止”。我利用这种灸法治疗了一批病人，取得较好的效果。 1962年，我参加了全国第八届外科学代表大会。湖南省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我记得参加的主要是省会各大医院的外科主任、院长，我们麻醉科虽然成立只有6年，但已经得到湖南外科学界的认可，我们麻醉学组的活动也受到肯定，所以我也“敬陪末座”。那次外科学代表大会由于是解放后第一次恢复这样的学会活动，所以特别隆重，邀请了很多外宾，由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亲自到会讲话，并且由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招待晚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当然非常高兴，颇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那时没有同声传译，主旨讲话或外宾发言都要翻译成英、俄、法、西班牙、德、日或中文，那顿饭足足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第二天又邀请我们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晚上观看庆祝国庆的焰火。这种礼遇大家终生难忘，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说明了党对知识份子的尊重和重视，也说明了党对发展科学事业的要求。很可惜几年以后知识份子就变成“臭老九”了。 　　1964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麻醉学术会议，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到会的人非常踊跃，湖南也组织了一批人参加，我也在其中。1979年在哈尔滨召开中华医学会麻醉学术会议，并成立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时把南京会议追认为中华麻醉学会的第一次会议。我与南京有较深的渊源，我从1岁就住在那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遭到日机轰炸后我才离开，那年我10岁。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在南京住了一年。参加南京会议是我离开南京后的第一次重访南京。那时南京的变化还没有多大，不过我儿时念书的小学和我曾住过的地方都已经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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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途坎坷
     1959年，正是大跃进之时，医院领导突发奇想，要取消麻醉科，认为人人都可做麻醉，应该成为“多面手”。我虽然从病人安危、外科的发展等方面据理力争，但毫无效果。因为这位领导刚刚从部队调来，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听不进不同意见。于是麻醉科被取消了，人员分散到各科，我到附二院做了一名胸外科医师，因为我原是外科出身，倒也不觉得什么困难。只是我坚信总有一天麻醉科是要恢复的，这种情况决不能持久，也不知哪些病人会遭殃，甚至丧失生命。那时浮夸之风盛行，有的医师提出可以管40张病床，另一个就说可以管50张，再一个说可以管60张病床，最后有一位竟提出管100张病床。有一次一位病人对这位医师说，“我进院10天了，都没看到你，你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出差了？”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国大学中医，对阑尾炎、食道癌等等都是用针刺或中药治疗。我记得病房有一副对联，似乎上联是“色香性味，点点滴滴皆中药”，下联是“望闻问切，神州处处学中医”。在这种氛围中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胸外科医师。有一天突然接到那位领导的通知，要我立即回院，重新恢复麻醉科。我问为什么，他倒也敢于承认错误，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了解不够，考虑不周，手术室护士上全麻最近接连死了两个病人，看来麻醉还是要专业人员的，你快回来吧！于是经过血的代价我重建了麻醉科，麻醉科终于重见天日。这段时间大概历时半年左右。
    1959年元旦刚过，学院党委书记突然派人喊我到他的办公室，见面的第一句话他就说：“徐启明，你要失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刚在西安开了会，西安已经发明了针麻，一根针什么手术都可以做，你原来那套已经没什么用了，岂不是要失业了？”我说：“那很好！又多了一种麻醉方法，不过我不相信针麻可以替代所有的麻醉方法，因为每种麻醉方法都有其适应证和禁忌证。”书记一下子变得很严肃，他说：“你这种话在我这里说一下可以，千万不要再说，否则要犯大的政治错误。”又说：“我喊你来，就是要你也开展针刺麻醉，别人能做，你们也应该能做。”我问，人家是怎么做的，扎些什么穴位。他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我看到他们就是扎几根针，通电就行了，我这里有资料，不过不能给你们看，那样太便宜你们了，你们必须自己捣出来，可以用党委的名义组织班子，尽快把它搞出来。”我那时年轻气盛，我说：“别人能做的我们一定能做，你说给多长时间吧！”他说：“只给十天”。就这样我们领命出征，那时我对针刺是一窍不通，一方面到新华书店买针灸书籍连夜阅读，另方面组织人员共同研讨，并在彼此身上试针。医院有一位针灸医师，是从社会上聘来的，在长沙小有名气，我向他请教针刺手法，他说：“教会了你，我吃什么？”于是我们只能按我们自已的理解去进针、运针，那时大家热情很高，一些护士、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试针。我们终于发现了一组可用于下腹部手术的穴位，在几个护士身上扎这组穴位，通电约20分钟后相应区域的皮肤全无痛感，我们高兴极了，一算时间只过了4天。刚好有一位护士待产需作剖宫产，她听说了我们自身试验的结果，表示愿意接受针麻成为我们针麻手术的第一人，术后她对针麻非常满意。所以在党委限期的第六天，我们敲锣打鼓地向党委报了喜。我们除在临床摸索外，在基础部也组织了研究组，从原理方面进行研究。例如，用解剖学的方法研究穴位的结构，用同位素注入穴位探究经络的循行路线，研究针刺后动物脑内神经递质的变化等。那年上半年我们做了一百几十例针麻手术。我们发现，甲状腺手术针麻效果一般较好，但腹部手术往往出现镇痛不全、腹肌紧张、内脏牵拉反应等三种情况（以后称之为“三关”），一时无法解决。刚好，学校接到通知在西安召开全国针麻会议，党委书记让我以针麻组的名义总结一下以“运动员”的身份出席，不是只去听别人怎么说，我想这下我可以去请教一下如何解决“三关”问题了，也感到很高兴。在西安参加会议听了很多报告，我们也报告了我们的情况，但西安各医院的报告都说效果非常好，丝毫未提“三关”问题，在会下与他们交谈时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问题，我心中十分纳闷，再三请教他们，他们也说不出是如何解决的。我决定一探究竟，在征得党委同意后我在西安又停留了一周，每天去一个医院观摩。不看尤可，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很多手术针麻的效果比我们的还差，这时我感到浮夸之风在针麻方面也已登峰造极，心中十分不安。回院后向党委作了如实汇报，党委嘱咐我们只能设法攻克难关，不能散布悲观情绪。此后我们采用了很多方法，例如选择病人、合理使用辅助药物（包括非镇痛药物）、探索新的穴位等，但情况并无明显改善（事实上，从全国来说“三关”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针麻所占比例也不高，后来就停顿了。到了1966年初，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在上海又召开了针麻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推进针麻研究，提高针麻质量，更好地普及针刺麻醉。我回来后，医院又派了一组人去上海学习手捻针做胃手术，其中有外科医师、政治辅导员、手术室出身好的护士。谭秀娟因为在北京学过三年中医，懂得针灸，所以也被派去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情况就越来越紧张，医院重新组织了针麻组，我和谭秀娟都被排除在外，交出了全部资料，向新领导人“汇报”过去的体会、经验和遇到的困难，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久我就进入“黑鬼”行列。在“文革”中，针麻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做不做针麻是政治问题，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爱不爱国的问题。那时做针麻手术都要先手持“红宝书”，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念到最后一句，语音刚落，刀子就下去了。几乎全部手术都在针麻下进行。尽管身为“黑鬼”，看到病人的痛苦实在于心不忍。我就想到采用测痛阈、耐痛阈来排除一部分对疼痛耐受很差的病人，针麻组同意了这个建议。我在“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抢救过一个病人，他们那里有一位麻醉医师又是在我们这里进修的，他们不把我看成“黑鬼”，我就利用这个关系请他们为我们制作了一台热测痛仪。确实耐痛阈高的病人针麻效果好些，对耐痛阈很差的就不做针麻而采用药物麻醉了。其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次针麻组的同志为病人测痛，告诉病人如果感到痛就告诉测试者，如果痛到受不住了也告诉他。结果在测试过程中，病人一直说受得住，测试仪的旋钮旋到“最大”，病人仍说受得住，移开探头一看，该处已烫起了水泡。病人说：“因为我受得住，所以一直未说。”病人是一个农民，我真是感叹病人的朴实。到了1972年，不知为了什么，又对我临时“解放”，派我到上海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针麻会议，在上海期间除了参加讨论，听了很多“宏论”之外，还要到各医院观摩各种针麻手术。当时上海的针麻方法也是各式各样。在参观中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在生理研究所看见了全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张香桐教授，他正在扫地，一个年青人走过来在他肩上一拍，说“老张，你去把××拿来。”张教授默默地走了。二是在某医院观摩一台脾切除手术的针麻，那个病人也姓张，工宣队长站在手术台旁对他说：“老张，今天就看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了。”病人是一位工人，连忙说：“我无限忠于毛主席。”手术中病人痛得满头大汗，咬紧牙关，但始终未哼一声。手术结束了，病人问工宣队长：“队长，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还要请队长为他鉴定！在这股风中，各地都是报喜不报忧，新花样也越来越玄乎，例如出现了“隔夜不留针”，即前一天对病人进行针刺，通电刺激，诱导半小时后拔针，然后第二天进行手术，据说针刺的“后效应”可以达到完全无痛。在湖南某地也出现了进针后用强电流刺激，据说效果是100%。省针麻办组织我们去学习，由卫生厅一位处长带队。看后明知与宣传不符，但当时是不能说的。后来又组织该院的原班人马到长沙表演，我奉命陪他们到某部队医院去表演。病人是一个年轻战士，进针通电后，腹肌坚硬，皮肤痛觉过敏，摸一下都痛，无法下刀。表演者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经验多，看怎么办，他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长沙的病人没准备好。”后来我建议可否加用点局麻，他们也同意一试，但仍然不能解决皮肤的痛觉过敏，表演者即决定加用人中，承浆两穴，通电之后病人嘴张不开了，不能喊叫，只能哼哼。表演者决定动刀。当时部队参加手术的医师非常反感，他说：“既然非做不可，那我们就只有你喊你的，我做我的了。”本来病人是要作胃大部切除的，结果只能切下约2cm宽的一条，也不知算什么手术。手术后医院领导对表演者感谢一番，随后又到卫生厅开总结会。表演者的带队者说，“还是解放军的觉悟高，说‘你喊你的，我做我的’，不然今天手术做不成，难于表现我们针麻的优越性。”接下来参加总结会的人又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也豁出去了，我说：“我有不同意见，我们是医生，应该减轻病人痛苦，而不是增加病人痛苦，对不适合作针麻的人不一定非做针麻不可，毛主席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针对敌人的策略，不能用来对待病人”。我说完之后，会场就开了锅，有人说“请注意阶段斗争新动向”，有人厉声指责，后来还是主持人说，徐医生讲的还是对的，不要再争论了，才算解了围。当时有一部歌颂针麻的电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直到1976年我在天津参加一次针麻会，有些参与此片拍摄的知情人告诉我，其中不少情节都是假的，“电影片子就是电影骗子”。
    在“文革”中我下放搞“血防”工作时，也规定要作针麻切脾脏，我也作针麻，但都是先作硬膜外备管，偷偷作针麻与小剂量硬膜外联合应用。这当然是违反规定，如果被告发是要挨批的，但总比看着病人受罪要强。
1978年在职称晋升中我被晋升为湖南省唯一的麻醉学副教授，这时仍有人要为前面那批表演者拍一个歌颂的电影片，要用我的名字监制，我拒绝了，我说那样一来我就在政治上、业务上完蛋了。后来那部电影泡了汤。
    现在一些人把针麻看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只是当时把针麻政治化了，把针麻说成万能。事实上针刺有一定的镇痛效果是肯定的，用于甲状腺手术、开颅手术都有一定的效果，后来大家也同意针药结合，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或辅助方法，完全否定不是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附二院建立之初，大部分医师是从附一院（湘雅医院）分过去的。一部分胸外科医师仍留在附一院，当时大家都在进行体外循环的工作，比较先进的体外循环机那时数上海Ⅱ型。为了得到这种机器我和一位胸外科医师先跑北京，找卫生部审批，又到上海订货，费了老大力气。货到之后，安装、消毒、擦洗碟片全是我们自己做，我们都是利用周末和星期天做动物实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大家也不计辛苦。在临床上也对合适的病人进行过左心转流。正在此时，一股“逆流”突然袭来，1964年，附二院一位胸外科医师向学院某些领导提出，应该把附一院的胸外科取消，合并到附二院去，这样可以贯彻毛主席的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湖南的体外循环事业搞上去，也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学院领导听了后非常合拍，也没有听取我们的意见就作了决定。我听了后找到有关领导，说明附一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取消了心胸外科对病人就医和抢救非常不利，而且对医院的发展也至为不利，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麻醉科、影相科室、心内科、小儿科。医院也不成其为综合医院了，也有损医院的声誉。有关领导完全听不进去，只是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违背。我说他们这是对毛主席思想的曲解，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以后也成为“文革”中我的罪状之一。“领导决定了事情是不能改的，不然如何领导？”事情毫无转机。该年湘雅医院进入了“没心没肺”的时期，对湘雅医院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所有的胸外科医师调过去了，设备也是一锅端到了附二院了。事实上调过去的医师他们并未“集中优势兵力”，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个别的移作他用，只留下一位在阜外医院进修过的医师，结果只是消灭了湘雅医院的心胸外科，在湖南出现“一枝独秀”或“只此一家”的局面。至于以后，附二院派成组人下到地区一级医院帮助开展体外循环那又是另一回事，是“龙头老大”的工作。所以，我常说：“野心与政治结合非常可怕，无知与政治结合也非常可怕。”在“没心没肺”的那段时期，湘雅医院即使碰到一个血气胸，也必须请附二院来会诊，有一次我作了一个开胸心脏按压，心脏复跳后也必须请附二院派人来关胸。
    到“文革”末期，我已相对比较自由，是“解放”对象，这时我就开始找军代表提出恢复或重建心胸外科的要求。军代表说：“你自顾不暇还操这个心！”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到了“文革”结束，我又一再找学院领导申述理由、分析危害、提出要求，终于感动了“上帝”，所谓“坚持就是胜利”，“天道酬勤”。要重建心胸外科首先是人的问题，当时留在附二院的原附一院的心胸外科医师难以调回，我们只好通过领导以艰难的曲折方式把从二院下放的两位心胸外科骨干医师调回作为“母机”，在1978年开始湘雅医院心胸外科的重建工作。除派人进修、外出参观学习之外，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惨淡经营。那时的麻醉科与心胸外科可谓“拧成一股绳”，对心胸外科的发展我们可谓“鼎力支持”。体外循环的工作全由我们承担，最初我和谭秀娟都直接参与体外循环的操作，直至若干年后，条件成熟我们才把体外循环工作交由心胸外科管理。在病人的术后处理方面，我们也积极参与，大家没有别的想法，一定要发奋图强，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从1964年到1978年一共14年，要缩短或赶上这段时间所造成的差距，谈何容易！经过心胸外科医师的巨大努力，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心胸外科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不感到“自惭形秽”了。其间我们还成功地进行了湖南的第一例心脏移植。湘雅医院也摆脱了那种残缺不全的状态。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领导者的决策是何等重要。一旦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党中央都可以用文件的形式予以完全否定，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把这些错误带进了坟墓。即使是在今天，麻醉学能否又快又好地发展，也与领导者的认识水平有关。如果领导者能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则病人幸甚，麻醉学幸甚。
    说到坎坷，除了前面谈到的和“文化大革命”以外，我个人还有一些惊险的经历。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天医院接到通知，说常德地区人民医院有一位膈疝患者需要我们去抢救，医院指派我和一位外科医师前往，因为是晚上赶路，医院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司机开车，那时公路的条件很不好，车速最多开到60公里/小时，偏巧又碰上大雾，能见度很低。我和那位外科医师轮流协助司机观察路面，车过益阳以后，我和司机同时发现前面路面对灯光没有反光，黑洞洞的，司机紧急停车。我们下车一看，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路面已被挖断，变成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周围也未看到任何警示标志，而我们的前车轮离大坑不到一米，如果司机手脚慢一点，我们就一起进坑了。后来我们在旁边找到一条临时开通的便道，开车绕了过去。那时沅水上没有大桥，汽车过河一律用轮渡，我们赶到沅水边时，大雾迷江，轮渡说什么也不肯开船，怕出事故，当然他们言之有理。经过我们反复说明病人的危急，最后他们终于同意冒险开船，同时电话联系对岸，让停靠在码头附近路上的汽车通通打开车灯，轮船则一路开灯、鸣笛，开了过去，场面煞是壮观，对岸汽车也时时鸣笛应和，轮渡终于安全开到对岸。上岸后我们直奔医院，到时发现病人呼吸已非常困难，经过紧急处理和手术，总算及时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事后病人家属要感谢我们，我说：“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你要感谢的话，应该感谢汽车轮渡，如果不是他们冒险开船，恐怕我们现在还在对岸。”于是家属敲锣打鼓地给轮渡送了一面锦旗。
    某年，我和一位外科主任到安化抢救一位老红军。那位老红军是因为胃出血当地医院决定手术才找我们去的。我们发现那位老红军的身体状况和当地的手术条件暂不适宜手术，所以给病人进行了止血和输血处理，希望以后转到长沙手术。待病人情况稳定后，我们离开了安化。从安化到长沙要经过很长的山路，在翻过一座山下山途中，司机感觉到车身摇晃得“很有问题”，停车一检查，发现左前轮六颗固定的螺帽已飞走了四个，只剩下两颗且已松动，大家都十分庆幸能及时发现，如果前轮飞脱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没有备用螺帽，只好把剩下的两颗螺帽紧一紧，慢慢开一段然后又再检查和紧一下螺帽，又再慢开……，就这样回到了长沙。
    还有一次是去湘西进行扶贫讲学。湘西的山路在一些路段非常陡峭，而我们的司机又没有在山路上开车的经验。当时天正下着小雨，路面比较滑，正在下坡途中忽然从坡下开来一辆东风牌大卡车，约离开还有50～60米时司机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刹使车尾摆动，车子改变方面径直向卡车撞去，撞了个正着。车头受损，方向盘弯曲，车底的大梁也凸了起来，所幸车上只有个别人受到轻伤。当时还没有手机，只好由我们的另一部车去报告交警部门。交警来后观测了情况，然后说道：“车已不能开动，我们将派拖车来把它拖走，但现在天色将晚，你们必须赶快离开，等天黑以后多半会有人来抢劫，我们也制止不了。”听到这话大家都很紧张，没奈何，只好派另一部车向附近的县人民医院求救，过了约一个多小时救援车来了，大家这才安下心来。顺便说说，在湘西期间我曾问过一位在某县代职锻炼即将期满的县委副书记，我问他三年来感受如何，他回答了我一个字“苦”，我大吃了一惊，想不到他会说出这个字来，我忙问他是什么使他觉得苦，他又回答一个字“酒”。并给我念了一首当地流行的关于酒的顺口溜，顺口溜说：“早上不能喝醉，上午还有个会。晚上喝醉了，和老婆睡觉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纪委会说，喝酒的事我们不能管，我们也是天天醉。老婆又告到县委会，县委会说，有酒就该喝，不喝也不对。”他说在那里办什么事都要喝酒，不喝酒什么事都办不成。后来我才理解了他说的苦，原来在那里喝烈性白酒也是用大玻璃杯干杯的，一杯大概300毫升左右。在那里我还协助抢救过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那个病人为了喝酒“有味道”，竟在酒里加用了“敌敌畏”。
    第四件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年湖南省开麻醉学会年会，会址定在岳阳。开会的前一天我因参与某医院对病人的抢救没能按时去报到。但我必须在当晚赶到岳阳，因为第二天我要主持会议，并且有学术报告。那时公路上的治安非常不好，而且抢劫主要是针对小车、小巴士。医院劝我晚上不要去，说太冒险。后见劝阻无效，只好派了一个保卫科长带上手枪护送，另外派一个干部带了两支干粉灭火器作为武器。据说那种灭火器很好用，只要一拉环就可喷出使对方看不清楚，失去战斗力。就这样我们悬着一颗心出发了。我开玩笑说：“我这是第一次被武装押运。”一路上倒没遇到明火执杖抢劫的，但不时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马路中间拦车，我们横竖不管他，照开无误，如果停车会发生什么事就不得而知了。
    2004年我到重庆参加全国高教学会麻醉学教育分会的一次会议，并准备参加对一部份学校的麻醉教学评估。会议开得非常紧凑，白天开会，晚上加班，会议结束后安排了一个下午去大足参观石刻，预定第二天开始对部分学校进行评估，我被安排在去重庆医科大学的一组。去大足时我已觉得不舒服，坐了一段电瓶车，还是勉强参观完了，回到重庆时直接去到餐馆，一进餐馆我就觉得受不了，谭秀娟扶我出来坐了一会儿，还是感觉不行。于是我们要了辆车一起回到宾馆。坐了一会，我觉得想解大便，站起来本打算扶着墙走过去，还没扶到墙就面朝地一跤摔在地上，碰落了两颗门牙，人事不知。这时吃饭的人已陆续回来，谭秀娟喊了他们来帮忙，曾因明教授、李文志教授等一些人都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长沙发上，我渐渐苏醒过来，仍然觉得要解大便。李文志教授扶我上了厕所，便后李教授喊谭秀娟去看，原来马桶内是大量黑色血便，这一下谭秀娟反倒放了心，因为她最怕的是心肌梗死。不久我又呕吐大量颜色较红的血液。前后几次大便加呕吐，估计失血量在2000～2500ml之间，这时我已休克，但神志还清醒，我第一次体会到休克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非常“美妙”，这时什么也不想，只觉得周围一切事情都与我无关，毫无痛苦。我感到人如果这样“走”了，是非常痛快的。他们联系的担架来抬我了，担架已经陈旧，把我的双腿夹得很重，我也不觉得痛，任人摆布。救护车开到重庆医大附院急诊室，检查后送入病房，立即下了病危通知。他们没敢做任何进一步的检查来确定出血原因或部位，主要采用止血的方法。我本是个高血压病人，靠药物将收缩压维持在120～140mmHg，连续三天收缩压都维持在80～90mmHg，不过尿量还好，这也符合止血的要求。这次我倒是应该感谢“洛赛克”，主要是较大剂量的洛赛克静脉用药起了良好的止血作用。我也应该感谢重庆医大附院领导和闵苏教授的关照和病房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在重医附院住了一个星期，我就乘飞机回长沙了，回来后直接进入病房，经纤维胃镜检查原来是30年前作的胃大部切除术出现了“边缘性溃疡”。经过一段休养治疗后我出院了。我这次“大难不死”，我开玩笑说：“是预处理的结果”。因为1996年我去过丰都（鬼城），在“此冥府也”碑前拍了一张照片，在背面的题词是“1996年到此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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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浩劫
     关于“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有一支“生花妙笔”，我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本小说，不过我不愿意写它，不愿意纠缠在过去的恩恩怨怨中，“逝者已矣”，让它过去吧！我的对人原则是“以德报怨”，决不报复。在有关人的使用、晋升上我都是这样做的。我希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别人相信也好，怀疑也罢，昭昭此心，可鉴日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事，不妨一记，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有些还是趣事。
1．在“文革”中，在湖南，凡是地下党员，大多遭到厄运。有一位副省长，原是地下党员、老革命，一夜之间被诬为“叛徒”。因为胃溃疡大出血被送到湘雅医院，因为他是“叛徒”，所以被放在过道上，准备进行手术治疗。当时麻醉科有的人不愿为“叛徒”上麻醉，见此情况，我自告奋勇为他上麻醉。有人说：“你已经够黑的了，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还要为他上麻醉，不怕黑上加黑？”我说：“确实我已够黑了，黑上加黑也黑不到那里去，已经罪在不赦，再加一点罪也无所谓，打仗的时候对俘虏还要人道对待，我也曾经为遣送回国的外国‘特务’做过麻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总得有人来做这个麻醉吧！更何况我做了就免得别人受牵连，何乐而不为！”手术后病人逐步康复，病人的夫人对我十分感谢，以后见面还经常谈到此事，也算在“文革”中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2．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曾经参加过很多体力劳动，有些是纯粹为了“改造”。例如挑砖，每块砖重5斤，一次要挑16块，送到指定地点，挑完以后满以为可以暂歇一下了，监工的说，不行，再把砖挑回到原来的地方垒好。我也做过泥工的小工，湘雅医院现在大门内的影壁（上面题有毛主席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就有我的劳动在内。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中的点点滴滴。在经过一段劳动改造后，我被派到外科做普外医师。我记得有一个病人有严重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已经奄奄一息，神志不清，交班者告诉我说这个病人已经没有希望了，你按以前的治疗维持一下就可以了。对于麻醉医师来说，处理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衡应该是属于基本功之列。经过复习病历、检查病人之后，我认为并非如交班者所说。当时没有血气分析之类的快速分析条件，验一个血钾也要几天才能出结果，临床分析判断就起着主导作用。大概经过十多天的补充、纠正、病人清醒过来，可以进流质，但还很软弱，病人及家属非常感谢。恰在此时宁乡发生山洪暴发，灾情严重。“革委会”派了一帮“黑鬼”参加抗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向病人告别后出发了，等到我抗洪归来回到病室，那个病人还未出院。看到我后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深情地说：“这些天你到那里去了，这种世道，我还以为你可能死了，祝贺你活着回来。”对于这种医患之情，我真是感动极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
3．1969年，宁乡发生山洪暴发，据说山洪来势极猛，有人形容象一堵墙一样直压过来，连逃跑都来不及，冲垮了很多房屋，死了不少人。山洪过处连会游泳的鹅、鸭、蛇等都不能幸免，牛羊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全木结构房屋则整栋冲走了，在有一栋这样的房屋中人还留在屋中，等到房屋流动慢下来已经到了长沙了。由于山洪一泻直下，长沙的堤垸也岌岌可危。省里组织医疗队到灾区抗洪救灾，我们医院里也组织了医疗队，除了带队者外其余全是“黑鬼”，我也被选中了，匆匆出发。我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汽轮，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在船上给我们作报告，讲了灾情的严重程度，气象发展趋势，可能面临的险情，“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要求我们全力以赴，避免‘大疫’的出现。我们所去的地方是长沙靖港，说到靖港，是我的祖藉所在地，不过我从未去过那里，也不知道祖屋在哪里，更没有认识的人。到达靖港已是深夜，当地防洪干部警告我们，随时可能溃堤，垸子不一定能保住，要我们提高警惕，注意应付万一。我们被安置在一所楼房内，住在楼上。室内没有床，也没有任何家俱，但堆有一大堆木板。好在我们都带有行李，大家通通都睡地铺，和衣而卧。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所以每人都取一块大木板放在手边，以防不测。不会游泳的就和会游泳的睡在一起。那一晚谁也没有真正入睡，在警惕与焦虑中度过。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水上漂浮着尸体、木料、杂物、死猫、死狗和家畜，还看见了一些死鸭子。当地干部说，溃垸的危险已有所减轻。早餐后我们开始了救灾的医疗服务，原则是不要漏过一家一户，挨家走访、诊病、发药、指导搞卫生。在有一家我看到一位老太太，我想问问他的病史，刚开口交谈几句，老太太说：“你们是省里大医院来的医生，应该是很高明的，从来都是‘看病’，一看就应该知道，那有‘问病’的！”我想这下可遇到难题了，幸亏我在大学中医运动中，听过几个讲座，自学了一些中医书籍，略有实践。所以我说，请把手伸过来，我把一把脉。一摸脉象之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按中医的说法她是“雀啄脉”，即毫无规律的心律不齐，也就是“心房颤动”所表现出来的脉象。而且脉象“沉、紧、弦、细”，表示符合高血压病人的脉象。于是我按照高血压和心房颤动可能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说了一通，并问她有没有这些症状。这一下老太太高兴了，滔滔不绝把她的病史说了个够，并且告诉我说乡里医生每次都只给她一样药，说着把留下的药盒给我看，我一看原来是三磷酸腺苷。我们给了她一些药，告诉她服法和注意事项后就告辞了。接着再一家一家访视下去。有一户人家被水围困，因为他家地势较高，暂时是安全的，所以也没有转移的打算。话又说回来，如果一旦溃垸也没有比他家更安全的地方。当时不象现在，还没有组织群众大规模转移的能力，所以命运就决定于堤垸能否保住。我们不能丢掉一户人家不管，由我和吴达民医师（他是一位出色的骨科医师，为人正直，人缘也很好。不幸被火车碾压去世，去世后很多他医治过的病人，不顾他的“黑鬼”身份，纷纷前来为他送葬。）两人前去为他家看病、送药。因为我们两人都会游泳。我们两人打着赤膊，穿着内裤，把衣服和药箱顶在头上，趟着齐胸深的水完成了这次任务。这样工作了几天后，有一天回到驻地，发现我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不见了。一了解原来是另一支医疗队转移了，可能是他们忙中出错带走了，我们赶到他们新驻地才取回了行李。当时也没有地方洗脸、洗澡，我们找到了一个池塘，就利用池塘洗脸、游泳。有一位女医师，她不会游泳，她也泡在塘边算作洗澡。第二天休息时，我和吴达民再去游泳，游到塘中间发现有很多大便，我们赶快上岸。正想了解原因时，池塘主人主动过来了，他说：“我对你们两位来游泳没有意见，你们下来是为我们服务嘛！只是昨天你们一位女同志也下了水，我们这里风俗是女人不能下塘，下了水我养的鱼就可能出事或死去，所以我泼了大粪。”我们赶快向他表明我们不懂这里的风俗，表示歉意。并表示相信女同志下水不会影响他所养的鱼，祝他好运。经过这件事后，我们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了。在我们的巡诊中遇到一位老太太，我们去时她正处于心力衰竭之中，我们帮她控制了心衰，并留下了继续服用的药物。这时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儿子在北京某学院担任军代表，正在赶回长沙的途中，希望他回来后能当面向我们致谢。不久，我们又参加了卫生院一例心跳骤停病人的抢救。当时抢救的条件极差，基础生命支持也很不理想，我们去后总算恢复了心跳，循环极不稳定。本着“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的原则，我们尽一切努力对这个病人抢救了七天。当时没有任何降低体温的设施和冰块，我们硬是用温水醇浴和井水醇浴，加用芭蕉扇搧风把病人体温降到了34℃～32℃，在抢救他的七天中，我们参加抢救的几个人几乎没睡什么觉，最多是打个盹。尽管最后没能挽救病人，但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前来观看的群众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这么尽心尽力的医生，怎么说他们是坏人！”我们在靖港大概工作了一个月左右，然后返回医院，临行时不少群众前来给我们送行。回到医院后军代表找我们训了一通话，要我们洗心革面，加强改造。大约过了2～3天，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患心脏病的老太太的儿子，北京某知名学院的军代表来找我们，带来一面锦旗和一大卷他收集到的群众的表扬信和感谢信，对我们表示感谢。并说要把锦旗和感谢信等交给革委会，说明情况。大约2小时后，他又来找到我们，心情很沉重地说：“十分遗憾，你们医院革委会的负责人拒不接受这些东西，并说你们是下去改造的，没有资格接受感谢，这种改造还只是开始。”他又说：“我是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现在在北京某高校担任军代表，我很了解知识份子，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不要被压垮，一定要相信党。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党一定会正确评价你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一定要坚持住。”然后和我们告别。在那段“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日子里，能遇到这样一位军代表，我心中的感触真是复杂极了，一方面我为他所在的那个学校里象我们一样的人感到高兴，另方面也十分耽心有人告他一个黑状，给他带来不利影响。4个月以后他又来看过我们一次，这次是因为他的母亲因心衰去世，他赶回来奔丧，顺便来看看我们。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不敢与任何人联系，以免连累别人，以后我们便与那位军代表失去了联系。他是我在十年动乱期间所遇到的最好的军代表，既有政治智慧，又有政治良知，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4．在“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下放到郴州华塘培训赤脚医生，带着学生在某医院门诊实习。和学生们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们纯朴、直率，他们的爱憎也是纯朴的，而且求知欲极强。由于我不懂郴州的方言，有次就闹了一个笑话。来了个女病人，我问她“发不发烧”，她勃然大怒，说：“我都四十多了，还发什么骚！”后来才弄清楚，原来在当地“发热”不说成“发烧”，而是说“发赖”。有一次来了个急诊病儿，全身严重发绀，呼吸、脉搏微弱。在询问病史和初步检查后我首先想到了肠源性青紫，一问家属，知道小孩这些天吃了很多腌菜。于是我给病儿静脉滴注美兰，很快患儿情况改善，紫绀逐步消退。在那个医院从来没有这样处理过病人，感到太“神”了，学生更是惊奇不已，觉得学到了东西。不由令人感到基层医院的业务水平实在亟待提高。另外一个癔病病人的情况也相类似，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用暗示、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并加用针刺（合谷穴透劳宫穴）的方法制止了这次癔病的发作。通过这两个病例，虽然我是“黑鬼”，但在学生中建立了很好的威信。这才出现了以后学生要挺身而出保护我的事情。那时正是“武斗”盛行的时候，在郴州地区安仁县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郴州支左办公室的，说：“安仁发生了武斗，有一个重伤员，该派要求派人去抢救，支左办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要你前去。你作好准备，等一下会有车子来接你。”我一听是支左办指名要去的，只好“遵命”，但我必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是支左办的电话，一位男同学陪我立即赶到支左办，支左办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打过这个电话，这是冒充的，下次再打来时你们赶快来报告。”我们回来后只好等待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同样的要我待命的电话，报告支左办还是得到同样的回答。第二天又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第三天沉寂了，这时有人劝我赶快回长沙，否则事情“不妙”，两位同去教学的女士一听着急了，她们说：“你不能走，你走了他们来找我们要人怎么办？”我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走的，他们指名要我，我不会连累你们的。”第三天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到了第四天，傍晚时来了电话要我准备好，汽车很快就到。再与支左办联系，支左办说这次电话是他们打的，还有一位解放军同去。不一会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解放军，右手提着手枪，另一个是某造反派头头，手里也提着枪，腰里别着几枚手榴弹。再一个是那个“头头”的保镖，更是全副武装，几个人都像要去打仗似的。一下车他们就问谁是徐启明，我说我就是，他们说赶快上车。这时所有的男同学都争着要陪我去，保护我。我说：“你们不要去了，这次去是有风险的，我不愿连累你们，何况你们去了也帮不了我什么忙，我反而要为你们操心。”但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最后，我说：“你们商量一下，去一个人吧！”他们选了一个最强壮的陪我去。我问我坐在那里，那个‘头头’说：“你坐前排，在我和解放军的中间。”我说：“前排只有两个坐位，如何坐？”他说：“没关系，挤一下，好不容易找到你，不要让你跑了。”简直就是绑架！这样，我坐在他们中间，学生和那个保镖坐在后面。解放军是右手提枪，那个‘头头’左手提枪垂在车门外，右手掌握方向盘。并且有意告诉我子弹是上了镗的。车开动了，不久天色就暗了下来，车行到离安仁还有30多里的地方，突然十几道手电筒的灯光直射我们的车子，有几个人向天开枪，并大喊停车。借着车灯的灯光我看到十几个人端枪对着我们，并慢慢围了上来。这时那位解放军将上半身探出车外，说：“我们是驻军支左办的，你们不要胡来，我们是去安仁执行任务的。”那帮人说：“好说，好说，在安仁双方已摆开了阵势，马上是一场恶战，我们好心提醒你们，不要趟这一趟浑水，去了白送命，请回吧！我们奉命在此阻止一切人经此进入安仁。”解放军说：“我们任务在身，必须去，请你们谅解。”对方说：“好吧！既然你们执意要去，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就听天由命吧！”说着大喊“兄弟们闪开，放行！”车开动了，回头一看，那位要保护我的学生面色苍白，已经吓软在座位上了。我说：“不要怕，你不是想参军吗？勇敢些，象真的解放军那样！”车子到了安仁，解放军说先到某某厂，到了临近厂区时，我觉得安静得出奇，一点灯光都没有。我对解放军说“情况不妙”，解放军也觉得有问题，决定赶快离开到那个‘头头’的总部去，该派的据点在县委院内，另一派的据点则在县人委。安仁那个地方我以前因会诊去过一次，所以对地形还有点了解。车行进中遇到4个手持冲锋枪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问我们去哪里，车上那个解放军告诉他们我们要去县委大院，他们告诉了路径，指出在那里转弯，就跟着我们的方向前行。安仁很小，路又不好，且是晚上，车开得很慢。不料那个‘头头’没看清转弯的路口，一直把车开到了县人委前面，我说“不对，这是县人委。”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向天开了一枪，一拨人已持枪呈半月形包了上来。这时，车里的解放军大喊：“我们是解放军。”那个‘头头’也把车调了头，后面跟来的4个解放军战士也冲了上来，大喊：“不能开枪”。对方这才慢慢退了回去，我们也避免了被另一派活捉的命运。到了这一派的总部，经过核对当晚的口令，我们进入县委大院，一进去看到的简直是四步一岗，五步一哨，有的人挎着冲锋枪，大部分人手持明晃晃的在工厂特制的全钢梭标，据说，受伤的一个头头就是被这种梭标在腹部刺了个对穿。经过这一阵以后，我们进入了一间小屋，屋中垒满了砂包，我们从砂包缝中爬上了楼，入口处也有人看着，上去后，他们让我们坐下，然后讨论如何去营救那个伤员。讨论了一段时间，得不出结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能有什么想法！被你们弄来了，只能听你们安排。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与当地驻军支左办联系一下，了解一下伤员情况。要去县人民医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听你们说该院是在对方手中，要去恐怕也要支左办从中协调。”他们说：“言之有理。”随即拨通了支左办的电话，支左办说：“伤员已经死了，你们还去干什么？赶快到支左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和那个学生如释负重。该地的支左办是由“二炮”部队负责的，他们知道我们没吃饭，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催我们经耒阳快走，说这里马上就要发生恶战，你们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那个‘头头’说汽车需要加油，他们说：“油料我们供应，你们快走。”于是我们经耒阳回到郴州，在快到郴州市时，那个‘头头’说：“仗一打响，我们还要麻烦你。”我只能“虚与委蛇”。回来后医疗队决定我和两位外科大夫立即回长沙，“逃之夭夭”，我这回是真的逃回了长沙。听说陪我去的那位学生后来真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5．1972年我奉命参加去南县的血防医疗队。南县虽是鱼米之乡，物产较为丰富，但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老百姓最怕生女儿，女儿结婚时要由娘家准备全套陪嫁的东西自不必说，女儿生了孩子后，女儿坐月子所需的鸡、鸡蛋、送亲朋好友的红蛋等也要由外婆准备，至于小孩的四季衣服、“站栏”等也全是外婆应尽的义务。有的人家甚至连满月酒也要外婆包干。我们感到最难忍受的则是厕所，大便池是一个大缸，里面是半缸粪水，缸上放两块木板供便者踏脚用，另外斜放着两根黄麻杆作为大便滑入缸内的滑道，所以解大便时必须有高超的技巧，让大便下落时象精确制导的炸弹一样，直接命中黄麻杆，让大便下滑，如果“投弹”不准，就会粪水四溅，溅满臀部甚至全身。我们队里有的女医生，看到这种粪池，甚至一个多星期都解不出大便来。我们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对血吸虫病进行普查，我们普查的手段主要是收集粪便检查有无血吸虫卵，对检查出来的蛔虫、姜片虫等感染也给予适当的治疗，对血吸虫病患者则集中治疗。对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均集中到血防所进行脾切除术。要检查血吸虫卵离不开显微镜和喇叭筒，几台老式显微镜和几十个喇叭筒合起来大概有70～80斤重。队长是工人，是领导阶段成员，我是“黑鬼”，所以每次转移时都是由我和队长轮流挑这副担子。好在我那时还相对年轻，可以耐受得了。到了地点我也和大家一样要搞粪便，看显微镜，开处方。普查结束以后，我们就住在县里开始进行脾切除手术。有时还要到县人民医院会诊。我们下来时领导要求我们切脾一定要用针麻，但针麻“三关”未过，切脾时病人会很痛苦，手术也不好作，影响任务的完成。再加上手术时病人家属一般围在手术室外，也可能造成不好影响。所以我和外科医师商量，我们采用针麻加小剂量硬膜外，这样病人减少痛苦，手术也好做些，对外以及汇报则说用的是针麻，硬膜外的只是备管。人应以诚信为本，不说假话，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不得不说假话或违心的话，否则就会在斗争中“翻船”，是天大的傻瓜，这次我就不得不说假话。结果是“针麻”效果极好，术者、病人、家属、血防站皆大欢喜。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还说过一次假话，现在可以“坦白”了。那是在1976年，我到天津参加一次针麻会议，会后路经北京，一到卫生部招待所，所长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只说这是规定。我和一位同行的骨科医生都想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悄悄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只见东西长安街上游行队伍不断，天安门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大量的标语都是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称赞周总理是“伟人之巅”，还有不少“我们怀念杨开慧”的横幅。大约下午4～5点钟，广场上开始出现骚动，砸记者的相机，焚烧汽车。我们看到情况不对，赶快撤离。到第二天听说，下午6时一到，原来埋伏在四周的民兵就冲出来了。我想我们算是幸运的，晚走一步可能就一网打在里面了。第二天早上起，广播不断，宣布通告、命令、给事件定性。我们又一次到了天安门广场外围，只见广场已被解放军战士面向外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广场内地面上非常干净，所有的东西都被清除了，地面上湿漉漉的。回到长沙后，革委会查问我们是否到过天安门，我坚决予以否认，并说卫生部招待所早就打了招呼，我们当然不会去。
在南县期间，我们遇到了两起重要的政治事件，一起是“913”事件，另一起则是尼克松、基辛格访华。一天，忽然传出消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层层开会传达、布置，具体内容当时谁都不知道，气氛非常神秘。有一个公社办的供销店负责人是个追“风”的好手，听到这个消息以为又要大搞宣传，大刷标语，所以购进了大量的各色纸张，以为可以赢得领导称赞了。不料上面规定不准宣传，不准写标语，这次他是失算了。开会的会场有人守卫、闲人不得靠近。开完会出来的人也闭口不谈，一时弄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层层传达，传达到我们时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是毛主席的态度。以后就开始了对林彪的批判。在某一个公社，由于干部传达不清楚，农民没听懂，把林彪出逃乘的“三叉戟”听成“三只（湖南话读‘扎’）鸡”，所以在农民进行批判时就说：“林彪真不是个东西，临死还偷毛主席‘三只鸡’。”一时传为笑谈。南县滨临洞庭湖，每年有一定的捕鱼季节，到寒冷的时候就“封湖”了，那时已经“封湖”了，忽然又见有人进湖捕鱼，一问当地干部才知道尼克松访华前已经研究过中国的美食，提出要吃雄鱼头。北京通知要湖南用飞机送四十尾大雄鱼到北京去。看来南县在中美建交中也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只是不知道尼克松感到南县的雄鱼头味道如何。
在血防任务基本上完成后，我们还到一些地方巡诊，有一次到一个公社抢救病人，那个地方离我们驻地相当远，但可以乘自行车去，于是我和外科医生借了两辆自行车出发了。赶到当地天色已暗了下来，做完手术已是深夜，大家肌肠漉漉，又没有东西吃。当地干部灵机一动，跑到外贸部门在当地的收购点，买来许多甲鱼（当地叫水鱼），煮了两大钵，大家饱餐了一顿，一问才2角6分钱一斤。当地血防站有一条机帆船，只一个技术员会驾驶，所谓“会驾驶”只是会开动机器，有一次我和外科医生乘这条船到某地去，这位技术员就展示了他的驾驶技术，船一会儿冲向岸边，一会儿冲向对岸，一会儿又在水面转圈圈，时时均处在惊险之中。事后我们跟那位技术员开玩笑说：“你是勇敢的舵手，我们是不怕死的乘客。”这些事虽然不值一提，但在提到南县时却往往在脑海上浮现。
已经将近年关了，医院革委会派了一部大卡车到南县来要鱼。这时已经“封湖”了，所以当地没有鱼可以给医院。医疗队向革委会提出，说我们的任务已完成，又快过年了，可否搭乘这辆车回院，革委会主任的答复是，车是派来装鱼的，不是来装人的，你们必须站完最后一班岗，腊月三十日下午才准到院。就这样空车返回了长沙，因为没能弄到鱼，听说革委会主任还大发了一通脾气，并迁怒于我们无能。我们只好又到另一个公社去巡诊，到了那个公社以后，天气骤变，下起了鹅毛大雪，在堤上雪最深达一米以上，穿上血防套靴都难以行走，每一步都雪深过膝。这样我们就被困在公社里动弹不得。大雪期间没有菜吃，每天都是靠干辣椒伴酱油下饭，这样一连过了2～3天，南县县委作出决定，说不管你们医院革委会如何决定，我们决定送你们回去，并对我们完成任务表示感谢。县委派了一辆大功率的东方红牌履带式拖拉机带上拖车送我们。我从来没有坐过这样的拖拉机，坐上去以后才感到它真象坦克一样，爬坡、下坡都毫无困难，也不会打滑。这样就把我们送到了茅草街。这次我们真是“落荒而逃”，所有行李都留在县血防站，也未向血防站的同志告别。在茅草街我们乘船返回了长沙，革委会主任听说我们回来了，怒气冲天，立即召集我们大骂了一通，足足训了一个上午，完全不听任何解释。他最痛心的是前次派车未弄到鱼，以后还要派车去取我们的行李。当然，我们的行李运回来后，又少不了再来一顿臭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天我碰到了他，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我说：“认识，认识，我太认识你啦！”以后我未再见到过他。另一位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军代表，我倒是以后碰见过他多次，他一见面总是说以前我们是“同病相怜（指他和我都是“关节炎”患者）”，我心想你何曾与我“同病相怜”过！
6．我已记不清楚是那一年了，那时我已可参加一部分医疗工作了，麻醉科勤务组成立了“三忠于”小组，包括医师、护士、工人都可做麻醉，但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由医师负责。那段时间真感到整天走在钢丝上。象我这样的人，如果我那组出了问题，那我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我宁肯去整天劳动也比在“三忠于”小组轻松些。有一天，我们组一个护士给病人输了右旋醣酐，护士说你快去吃饭，我说我观察一下病人的反应再去，你是否同意？护士同意了。我一只手搭在病人脉搏上，感到脉搏在变弱，又发现病人前臂出现了一个小红点，一量血压明显下降，看来病人出现了过敏性休克。赶快处理，病人情况稳定了，我十分庆幸我没有离开去吃饭，否则我就惨了。右旋醣酐的过敏并不多见，可让我在这个时候碰见了。在那段时间，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在手术室内安排了一个绣大型毛主席像的活动，无论白天、晚上，值班者都要参加绣像（后来那幅像“献给”了工宣队）。一天我正在绣像，忽然来了一个心跳骤停的病人，病人是本院医师。因为情况紧急，我就在手术室门口地上给他作了气管内插管，进行心肺复苏，但心脏难以复跳。我建议开胸按压，但这必须经过批准。所以请来了革委会副主任、工宣队长、军宣队成员，他们讨论了很久均未做出决定，碰上这位医师的同班同学中也有人反对，所以迟迟不决，直到我们坚持胸外按压一个多小时后才决定可以开胸。当时湘雅医院（附一院）没有心胸外科，要开胸还要到附二院去请人，“时不我待”，为了病人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马上把病人送入手术室内由我自己给他作了紧急开胸按压，配合用药、除颤、心脏复跳，在循环基本稳定之后，开始了脑复苏处理。这时二院胸外医师赶到，进行了关胸。后来这个病人转回他本病室（内科）治疗，恢复得很好，现在有时还可见到他。事后了解他是因为水合氯醛成瘾出事的，算他运气好，他在四楼盥洗室厕所倒下时，刚好有两位医师在盥洗室，立即对他进行初级生命支持，马上又将他抬下一层楼，再在地面进行心肺复苏，接着又抬下一层楼到了二楼手术室门口。所以他的获救与那两位医师是分不开的。有些事现在看起来非常滑稽，难于想像，做一个开胸按压也要经过层层批准，有的人可能在经过讨论批准后，“黄花菜都凉了”。还有更滑稽的，有一次正是大热天（大概是八月份），一位农民被农机截断了一只下肢，当地马上将这只下肢连同伤员放在拖拉机上，经过12个小时的奔波送到了我们医院，直接送到手术室。来时大腿已经发臭了。手术室立刻报告了有关领导，一位驻外科的领导者来了，命令我们作断肢再植。骨科医师和我都说种情况不能作断肢再植，还是抢救伤员的生命要紧。这位领导者大发雷霆，说：“你们是什么立场！这可是农民兄弟的一条腿，非做断肢再植不可。”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一边抢救病人，一边进行断肢再植。等到血管接通开放循环后，伤员立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休克，领导者问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唯一的一线希望是把接上的腿卸掉，他说：“那绝对不行，你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住这条腿！”病人不幸牺牲了，领导者说：“你们这帮臭知识份子就是本事不过硬，思想不行，必须加强改造。”一条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这位领导者手中！把无知与政治淫威结合起来实在可怕。
7．有一天傍晚，我和谭秀娟在妇产科病房作第二天手术病人的术前访视，正在阅读病历，忽然看见一位内科男医生在办公室外探头探脑。他一见室内没有妇产科工作人员就缩回去了。等一下，他又来了，神色非常慌张，但没有开口，又打算走。可能是他一看没有负责医生，又不屑于和我们这样人说什么。凭着对职业的敏感性，谭秀娟主动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帮忙，他这才说他的夫人在肌注链霉素后休克了，急于找到病房医师。我们说，如果你信得过的话，我们先去看看，不然可能来不及了。我们赶去一看，脉搏十分微弱，心音只能听到单音，心率很慢。这时护士来了，谭秀娟要她赶快抽了一支肾上腺素，也来不及稀释，谭在静脉穿刺得血后注入了约0.1毫克，并要护士赶快准备输液。这时摸脉搏已感到脉搏变强，于是将剩下的肾上腺素放入静脉输液的液体中滴注。病人情况稳定后，才了解到病人对青霉素过敏，护士是用被青霉素污染过的剩余生理盐水来溶解链霉素的，于是出现了青霉素过敏性休克。青霉素过敏性休克来势极为迅猛，这次我们无意中抢救了一条生命，也算是一种“缘份”吧！
8．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事现在回想起来只觉让人“啼笑皆非”，十分有趣。那时宣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般都是在午夜，一旦有新的“最高指示”传达下来，都要敲锣打鼓地游行，刷大的横幅标语。有一天，也是“最高指示”发布，我也参加了庆祝游行的队伍。那时游行队伍前面都要抬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一般要4～8个人抬。队伍行进到兴汉门时，军代表大喊“徐启明出列，跑步前进，去抬毛主席像。”我赶快出列跑步前进。因为夜色很黑，看不清地面，不料前面有一个大土堆，我一下子从土堆这边摔到了土堆的另一侧，用手一摸外裤、毛线裤、内裤全摔破了，一手鲜血。我说：“报告军代表，我的腿摔破了。”军代表作出一个向前一指的手势，有板有眼地喊：“轻伤不下火线，继续行进。”我只好一瘸一拐地抬着毛主席像。抬了很长一段路后，军代表又喊“令行禁止，徐启明入列。”
1974年，正是“批林批孔”之时，我因胃痛检查疑为胃癌，入院作了胃大部切除术，出院后由于进食即呕，再次入院，因为术前营养状况极差，术后出现了吻合口水肿不通、低蛋白、低钾、低血容量，并且发作了几次心绞痛（奇怪的是，以后发作心绞痛都很轻微，我估计当时可能是冠脉痉挛所致）。当时我住在大病房里，一个房间住八个人。我们在长沙没有亲属，只有谭秀娟可照顾我，她原来已被派参加“学大寨医疗队”，行李都已运走，幸亏省里管理医疗队的领导好心，才让她有可能留下来照顾我。那时护士把一天要输的液体一挂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谭秀娟除照顾我之外，还兼着照顾其他七个人。在病友中有一位是玻璃厂工人，他十分看不惯当时的情况，经常鼓励我，并托同事给我吹制了一个玻璃尿壶。方便我在谭秀娟不在场时也不至被尿憋着。因为当时物资匮乏，一个病房才2～3个公用尿壶。物件虽小，却是患难中一片真情，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尿壶。
9．“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已记不清是那一年了，不过那时已出现了律师。在我们院中出现了一件父母杀死亲生儿子，然后又投案自首的事。法院在开庭之前通知我院派一个证人到庭，当场提供证词。医院党委把这事交给了二支部，二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担任这一工作。我说我担任不了，没这个能力。他说：“经过研究，非你莫属。”并尽力说服我，我没有办法，只好应承下来。为了这事我必须做很多准备工作，首先要弄清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要研究有关的法律，考虑如何辨护。要考虑检查官会如何提起公诉，如何有针对性的予以说明。我足足作了一个多星期的准备，写成了一个发言大纲，其余靠临场发挥。原来这对夫妇（男的是工程师，女的是护士，属我院二支部领导）有一个儿子，儿子是个电工，但他不务正业，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常向父母要钱，挥霍无度。且经常对父母施加暴力，稍不顺意就拳打脚踢，甚至以死亡相威胁。父母不堪其扰，却又求告无门，毫无办法。对他这种行为，左邻右舍都十分了解，曾试图劝解，但毫无效果，已经引起公愤和对其父母的同情。此次的起因是儿子向父母提出要三千块钱买音响。在当时三千元是个大数目（后来出现的“万元户”已经被认为是有钱人了）。父母一时拿不出，就是去卖东西也凑不齐这笔钱，儿子就用螺丝刀在父亲身上刺伤多处，抓住母亲头发往墙上撞，并且扬言如果第二天早上还不把钱拿来，他们就别想活，然后儿子就去睡大觉了。父母无可奈何，只得向有关方面报告，有关方面答复说，家事他们管不了，而且没形成刑事案件他们也无法管。在此情况下，两夫妻觉得已无活路，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也算为社会除去一害。夫妻俩一合计，就趁着儿子熟睡之际，用菜刀把儿子砍倒在血泊之中，儿子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事后两夫妻到有关部门投案自首。因为是男的动的手，男的一力承担在自己肩上，被收监待审。事情发生后引起全院震惊，群众十分同情这对夫妇。这些就是我辩护的基础。在法律方面是如何从“正当防卫”方面作文章，但这种防卫是超前的，又是过度的。等到正式开庭，公开审判时，我也十分紧张。庭上座无虚席，挤满了附一、附二两院的群众。提起公诉的检查官思维缜密、语音宏亮、先声夺人，给我的压力很大。轮到辩护律师发言了，也许这个行业兴起不久，这位律师讲得结结巴巴，理不直，气不壮，毫无还手之力。这倒激起了我竭力为这位父亲辩护的勇气。轮到我发表证词了，我侃侃而谈，努力渲染这对父母的悲情和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不幸以身试法，罪有应得，但情有可悯，请求合议庭能从轻发落。在我谈的过程中，庭上几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庭长一再敲槌，说明法庭不容鼓掌，但都难于制止。我讲完证词，合议庭退庭商量，这是一段最难等待的时间。最后庭长宣布判决，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庭上一片欢呼。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参与这样的事情。以后还有人找我，我都谢绝了，我说我不是律师。事情不胫而走，连邻近省的同行也知道了，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改行做律师了，我说那是误传，“蔴布袋绣花”，我根本不是那块料。不过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值得回味的一件事。前些时在电视上又看到一件类似的事，我想，如果我们在维护老年人的权益上法制再健全一点，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10．在“文革”中还有两件有趣的事。一次我奉命出差到某地，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有一位列车员发高热，希望旅客中的医务人员去看一下。我去了，用手一摸感到体温确实很高，一问病史和作了简单的检查，我觉得那位列车员很可能是重感冒，我当时身上只带了一管银针和一盒酒精棉球，所以我只能试着用针刺治疗，并且告诉她如果不见好，可在某个大站下车到医院治疗。我采用了大椎穴透陶道穴，用重手法捻针，捻了约半个小时，在捻针过程中病人感到舒适些了，捻完针我再观察了一下，发现病人出了一身汗，又再喝了一点糖加盐的凉开水，过5分钟后再量体温已经退烧了。病人可以起来活动，非常高兴。那天晚餐时列车长请我到餐车免费用餐，一根针“骗”了一餐饭吃。另一次，也是坐火车，上车约一个小时，广播响了，说有一位解放军病得很重，要求旅客中的医生去看一下，我义不容辞地去了。一看那位解放军身材十分魁梧、强壮，车上有听诊器，我听诊心、肺部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摸腹部也没任何异常，但发现病人皮肤湿冷，粘糊糊的，脉搏较弱。他带了一位警卫员，我问警卫员病人上车前饮食如何？这位警卫员说：“首长昨天见到一些老战友，老战友在一起聊天聊得十分起劲，只喝了一点酒，菜也吃得很少，从昨天到今天一点饭都没吃。”又说：“首长一直身体很好，没生过什么病。”这下我心中有底了。我请列车员到餐车弄一杯浓的糖开水来，让那位解放军军官喝了，又看到桌上有他带的甜面点，让警卫员折开一封让病人吃了几个。我说一会儿就会好的，警卫员说你别走，可否再等一下，我说：“好，我等着。”不久，病人就坐起来了，谈笑自如。列车员觉得很奇怪，糖水居然可以治病。其实这只是个很简单的低血糖症。在火车上常常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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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长恨此身非我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只想抓紧时间，为发展我们的麻醉事业多做一点事情，抢回已经丧失的时间。除掉“十年动乱”，我还得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党内传达算起，屈指已是一十三年，我丢失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1979年我向医学院党委写了一封长长的报告，详述理由，希望建立一个重症监测治疗室（ICU）。我特别提到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党委书记很开明，批准了我的报告，并拨下了20万元人民币。我左等右等，据说经费已经拨到医院，就是不见到位。问医院党委才知经费已挪作他用。到第二年，才拨还给我们，并稍增加了一点。我们用这笔经费购买了4张床的设备，包括可测心排出量的监护仪、呼吸机等等，还订购了“血气分析仪”，但医院一直不提供空间。没有办法，这批仪器、设备只好放在手术室内用掉了。直到1989年，由于卫生部实行危重病医学项目，我们才筹建了ICU，真是“十年磨一剑”。有时办事实在太难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我从来不想从事行政管理，更不想作官。我自知没有这个能力，特别我的性格不适合干这个。但人总是“事与愿违”，“人算不如天算”。1981年学院某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教务处工作，我说了很多推辞的理由他都不听。最后我说我还不是党员，工作起来不方便。他说我知道你已申请入党，很快会批下来。说起入党，说来话长，中共湘雅医学院党支部公开以后，1952年讨论入党的我是第二人。第一个是一位女同志，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时讨论是公开讨论，党员投票表决，但邀请老师和积极分子参加。根据我的表现，老师、积极份子都认为我可以达到预备党员的标准，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都公开表示同意。只有一位工农出身的老党员认为还需长期考验，投票结果是一票反对。那时像我这样的出身，必须报省委三分党委（管文教线的党委）审批。一批下来，果然如那位老同志所言，需要长期考验，这一考验就是三十年。湖南医学院经过反复摧残后，确实已经大不如昔，教学秩序紊乱，教学质量下降，外界盛传已经成为三类学校。有位领导大发雷霆，矢口否认，直到卫生部一位副部长来指出必须整顿，他才闭了口。出于对湘雅的感情和责任感，我同意到教务处去。那次一下子任命了两个新的副处长。原有一个副处长，对教务比较熟悉，在整顿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理说他应该成为正处长，我们协助他工作。但奇怪的是教务处就是三个副处长，没有正处长，领导也不给我们分工。我们只好自己分工，我们两个新来的都把那位副处长作正处长对待，由他抓总，另一位新的副处长负责基础部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是学化学的。我则负责临床教学方面的工作。我们和老的副处长一起进一步推动教学秩序的恢复和整顿。后来知道那位老的副处长性格直率，这可能就是教务处只有三个副处长的奇观的原因。在我熟悉了工作情况后不久，卫生部高教司在西安召开部属院校临床教学工作会议，我去参加了。在会上才知道中心议题是如何组织全国统考问题，希望以后发展成为象美国一样的常规国家考试。对于在全国高校组织统一的考试，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讨论非常热烈。对它的优点、缺点、可行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可以作为一项科研工作或一种探索，可以用它作为工具之一来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善教学；但不能以此一项来评定各校教学的优劣，否则可能引起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恶性的竞争而对教学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大家达成三点共识，即对此次统考不排各校的名次、不登报、不发奖。我回来后，如实汇报，并开始制定方案，组织实施。学院党委非常支持这件事，在学院党委领导下进行了广泛动员，这种动员非常深入，可谓反复动员，讲清意义，并且深入到各实习基地。其间还发生一件趣事，有一次我们到邵阳地区去，车行至某地有人拦车，司机一看是交通管理人员，马上停车，不知发生了什么违章事件。不知却是那位先生要带两个家属到某地去，要搭顺路车，司机不敢不从。他们上车以后，那位先生“意气风发”，不断地说三道四，司机十分恼火，却不敢言语，因为人家手中有权。等到他们到了目的地，下车以后，司机冷不丁地说了一句“狗头摆”（good bye），那人一回头说你说什么，司机扬了扬手，又说：“狗头摆”。我只好打圆场，我说他是用英语向你说再见，不过他发音不准确。那人这时似乎表现出有礼貌，也扬了扬手说：“狗头摆”，这才带着家属匆匆离去。他去后我们简直笑破了肚皮。除了动员以外，进入实质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让教师熟悉标准考试试题的题型和出题要求，再一步就是由各教研室的教师帮助同学复习，熟悉并适应题型，反复进行模拟考试。湘雅的师生真是十分了不起，教师们不辞辛劳，毫无报酬，出了很多优秀的试题，那时用的是A型题、B型题、C型题和K型题。出题是很费时间的，甚至是挖空心思。辅导和模拟考试（包括阅卷）也十分费时，我没听到任何报怨。学生们也十分辛苦，因为必须保证教学质量，不能削弱动手能力，该进行的教学还照常进行，学生必须付出更多的业余时间。全学院各个部门也都全力支持，全学院可谓热气腾腾。为了保证考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时采用参加统考的学校相互监考的办法。考试过后，学生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大家都很高兴。后来我和卢捷湘同志到上海集中对试卷进行分数统计和试题分析，对我们学院的此次考试进行初步小结。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教务处连一台计数器都没有，我们向卫生系借了一个计数器又很快失灵，所以我们的统分、分析全是用算盘算出来的。数据数量很大，要经过反复核算无误才能确认，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报上去以后再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来我们得知在这个第一次卫生部部属院校全国统考中，我们得了第一。举院欢腾，奔走相告。不久卫生部高教司召集部属各院校教务处长到北京，把我们集中在通县的“三间房”开会，传达崔月犁部长的意见。原来在此次统考中，有两所素负盛名的学校，统考成绩却位居倒数一、二位。崔部长十分震怒，要大家对统考深入讨论，提高认识，分析原因。并宣布要排出统考名次，公开登报，并对优胜者发奖。这一下完全推翻了我们在西安所取得的共识，可能也因此引发了以后的恶性竞争，有的学校竟放弃了正常的教学，全力投入备考活动，力图争取一个好名次。当时社会上有人批评统考导致“高分低能”，并非空穴来风。记得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关于教学改革的国际性论坛上，有一位院长竟讽嘲我们只会考试，我当场予以驳斥，并说明了我们的做法。事实证明，在卫生部组织的部属院校的学生操作（动手能力）考试中，我们学院又取得了第一。对于湖南医学院取得全国统考第一，有的学校不服气，说我们是“狗戴帽子”碰中的。对此，我们一笑置之，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授人以柄，以后参加的统考必须考好。“三间房”会议以后不久，在山东济南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大会，并组织我们去游览了“孔林、孔府、孔庙”和泰山，去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会后我们捧回了奖状和两万元奖金。奖金怎么处理却成了难题。参加辅导的老师们当然是有功之臣。1982年参加统考的学生是1977级，他们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并让学校从“文革”摧残的阴影中彻底翻身，他们是真正的主角。1977级学生多数下放过，经历过艰苦，他们懂得珍惜。在上海统分时我问过上海医学院的七七级学生的感受，他们说：“最大的感受是现在没有运动了，可以好好念书了。”多么好的年轻人！除了师生之外，很多部门、人员都说自己为统考作出了贡献，例如管理人员、食堂、车队、甚至门卫。所以这笔奖金最后是撒胡椒面，利益均沾。不久，教务处将老师们出的试题精选后出了一本试题集，这本书在全国影响很大，这在当时是第一本这样的书，很多学校都把它作为必要的参考。在济南的授奖会后，各校均掀起了积极准备参加第二次全国统考的热潮。我们在总结统考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前提下，也作了适当的布署，根据我们学院所秉承的湘雅的优良学风，师生们的勤劳奋发精神与极强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我们对参加第二次统考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让所谓“狗戴帽子”成为笑柄。在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由于统考的关系，我和卫生部高教司的人接触较多，一次一位高教司的干部到我们学校来，在完成其使命后告诉我，说有几个学校已经申请了改名，例如叫××医科大学。并说你们也可申请叫湘雅医科大学。我说何必我们申请，如果部里认为合适，就直接给我们改了算了。他说：“那不行，必须你们申请。只要你们申请一定会很快批下来。”我说：“那好，我赶紧向党委汇报。”我立即向党委、院领导作了汇报，但迟迟未见动静。此时卫生部有些下达的文件已经提前使用“湘雅医科大学”这一名称了，但有的领导认为：“何必改名，湖南医学院这个名字很好嘛！你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不都是学院嘛！”这事就这样被压了下来，不久卫生部公布了第一批改名的学校。第二件事是当时刘俊杰、赵俊两位教授正在主编《现代麻醉学》，约请国内一些专家参加编写，通知我去宜昌参加编写会议。但我无法获准前往，主编见我连会都不能参加，就将原来分给我的编写任务取消了。这就造成了一种让湖南麻醉界十分难堪的局面，在《现代麻醉学》出版后，唯独湖南省没有作者，让读者对湖南另眼相看，影响极坏。第三件事是卫生部发了一个文件，指出在“抗美援朝”时期，有一些原已被录取的医学本科学生因抗美援朝的需要而转为专科的，如果现在工作能胜任，认为其水平已达到本科毕业水平者，可以补发本科毕业证书，改变其学历。我院原来办过的外科专科班就属于这种情况。留校工作的毕业生天天拿着当时登载着录取他们为本科生的报纸来找我，我报告领导，领导却总说：“要研究、研究”。时间一长，我不断被找，领导只说“研究、研究”，我把心一横，向领导说：“横竖有卫生部的文件，如果你不反对，我把它按文件办了，出了问题责任在我。”领导默认了，我就给相关人补发了本科毕业证书，了却了他们一桩心愿。临近第二次统考了，卫生部通知我院到中山医学院监考。我带了教务处部分同志赶往广州。当时卫生部正在中山医学院举办一个部属院校院校长学习班，我们学院的院长也在那里。我带的监考队伍到达以后，中山医对我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住、吃都与学习班成员一样。这一下让我与卢捷湘犯了愁，因为去监考的人中有的只是科员、办事员，这样高的标准回去不可能报销。刚好高教司司长也在中山医，我们直接找了司长，司长说：“那好办，这次办学习班我们拨了一笔钱给中山医，他们用不完，你们的费用我叫中山医出。”这事就这样解决了。在监考期间，卫生部公布了第二批改名的学校，这样在部属院校中其余的都改名为医科大学，有的还恢复了原名，如华西、同济，只有我们是唯一的未改名的医学院。在我们从广州返回时，有一位老办事员提出请求，她说：“我快退休了，一辈子都没坐过飞机，我可不可以坐飞机回去？”我说：“按规定我可以报销机票，我坐火车回去，你坐飞机，横竖不增加开支，回去时我予以说明就是。”就这样我满足了她的愿望，这位办事员办事非常认真，看着她高兴的样子我也非常高兴。回到学院后，我在汇报中又提到了卫生部已公布了第二批改名的名单，有的领导还是坚持我们不必恢复湘雅这一名称。当时恢复湘雅这一名称是全校师生的普遍愿望，一些校友也非常关切，我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怎么想的。第二次统考以后，我们学校又得到第一名，这一下原来说我们“狗戴帽子”的人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了，一些学校还纷纷派人到我们学校参观，希望了解我们的做法。他们在看到星期六、星期日晚上教室里依然灯光通明，看书的学生坐得满满的以后，不由得不叹服湖南医学院学生的勤奋。不久，学院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说世界卫生组织（WHO）邀请中国派两名学者出国考察医学教育，我们学校应派出一名。经过若干周折以后，卫生部确定我和上医的一位生理学教授去。那时“出国考察”还是件较稀罕的事，办护照、办签证就折腾了一阵，我们领的是“官员”护照。治装也是件难事，当时物资比较匮乏，规定要7件衬衫，以便每天换一件，但在长沙就怎么也买不到七件不同的衬衫，而且质量很差。长沙有家“培罗蒙”服装店，里面还有会做西服的上海老师傅，可以承接出国人员的西服制作。我做了两套西服就花光了学校发的700元治装费，其余的就得自己掏腰包了。当时买不到领带，只好向原来有领带而在“文革”中没有被“破四旧”破掉的同事讨了两条旧领带。我在长沙买了一口箱子，尽管用箱带捆得严严密密，还加了帆布箱套，到加拿大时就几乎要“散架”了。另外像大衣、礼品等等大都是在北京买的。在我的行头中，只有西服还不错，在国外还有人称赞说：“中国居然可以做这么好的西服！”另外还有一双北京布鞋，在加拿大和美国受到一些老太太的羡慕。规定我们从北京出境，出境前交待了很多注意事项，包括如何与台湾的人员打交道以及在某些公开场合对可能出现的场面的应对措施。然后是去指定地点领取旅行支票。我是第一次用旅行支票，各种不同面值的美元支票，要当着发放者的面一张一张地签字，以后在使用时再签一次字，要字迹相同才能有效。所以我们对每一张都要认真地签，足足签了一个多小时。签完字又发给我们一大叠机票。因为这次我们要考察加拿大和美国的若干个城市中的大学，还要参加一次全美医学院校协会大会（AAMC），并以加拿大的MaccMaster大学为重点，机票都是按照我们预定的旅行路线和日程预定好的，包括不同的航空公司，我不由地佩服WHO的办事效率。我们是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京的，机型是波音747，宽机体，可坐400多人，但乘客不到50人，机上的服务也差，我心想这样的公司不垮才怪（后来公司因亏损过巨破产了），飞机到上海短时停留后飞东京，在东京又转了一架仍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旧金山。我们两人以前都没有这种长途飞行的经历，坐久了不由地打盹，机上旅客少，我们可以起来走动走动，走过后再坐再打盹，不久被服务员叫醒吃东西，吃过了又打盹……，由于飞机是一直向东飞，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日出，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遇，真是美极了。另外，在白天可以俯瞰太平洋，洋水极为清彻，天上的朵朵白云映在水中，简真是水天一色，目力难于分辨哪是水面，哪是天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不能靠自动驾驶仪器飞行的年代，有的驾驶员在情绪不好时竟飞入了水中。飞机抵达旧金山时已是下午，离我们换乘飞机去加拿大的时间只有两小时，我们还要办入境手续，如果按序排队，我们肯定会误机。情急之下，由一位同志看着行李，我跑到前面向管入境的官员说明情况，请求优先办入境手续，那位官员看来通情达理，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向排队的人表示歉意，在他们之前办了入境手续。旧金山的机场非常大，我们在问清加拿大航空公司所在的航空大楼后，立即拖着行李奔跑过去，到了该大楼后，由于没有明确的路标，一时弄不清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具体位置，正在我们东问西问之时，遇到一位亚洲面孔的人，他自我介绍是台湾某航空公司的职员，问我们有否需他帮忙之处，我们如实告知了情况，他立即准确地告诉了我们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具体位置，并送了我们一段路。让人感到，尽管台湾当局对大陆充满了敌意，但两地人民之间还是友好的。我们找到了该航空公司，托运了行李，办好了登机手续登机后离起飞就只有5分钟了。这时飞机上响起了广播，问从中国来的某某和某某是否已登机，由于我们的姓名是拼音字母，外国人不会念，所以听不清是谁，一问知道是加拿大Branda教授打电话来问的，这是预定接待我们的人，我告诉服务员请机上回复Branda教授，说我们已登机。飞机到达加拿大多伦多机场时已是深夜，我们通过机场的投币电话与Branda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开车来接我们，我们连夜赶到Hamilton，即MaccMaster大学所在地，该地离多伦多（Toranto）60公里。到Hamilton后他把我们安置在预订的汽车旅馆（motel）里，因为我们要久住，这样比较便宜些。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我的同伴感冒了，我只好一个人出去熟悉一下环境，买点吃的东西回来。大约上午十时左右，Branda教授来了，带着他的爱犬和我们一起游览了市容。Hamilton比较小，分两部分，我们所在的这部分主要是大学城，另一部分则是工业区。从我们住的地方到MaccMaster大学的医学中心，如果步行的话也不过40分钟左右的路程。Branda教授和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见面后他介绍了我们的考察学习计划，主要是在MaccMaster大学的医学中心考察、学习，其余时间分别访问美国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加利福利亚州的洛杉矶和华盛顿。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我们考察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推广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MaccMaster大学医学中心便是这样一所完全用PBL教学的样板学校。这所学校是一所全新的学校，是由一批在教学上的志同道合者建立起来的，在招生以前为了充分准备好课件就花了4～5年的时间。在这所学校，没有招生考试，完全靠推荐、以前的学习成绩和面谈（interview）来决定是否录取。在学习期间没有课堂讲授，也没有考试。学生是否合格看其是否能通过国家考试。据说社会上对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的认可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这所学校里，每个学年不是分为两个学期而是三个学期，在每个学期中学生学习一定数量的问题。学生每5～6人组成一个小组，每组有一个辅导教师，另有若干名咨询教授。辅导教师并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或给予答案，而是要引导学生逐步深入地讨论。在学习每个问题时，学生先讨论提出需要弄懂的问题，将这些题目（Issues）列出，大家分头去找资料或复印或录制，分给每个同学，再讨论，再提出题目，再讨论……。这种讨论并不要求有统一的结论（open ended），学生可以保留不同的看法。如果学生要找教授咨询，可以与教授约定时间前去交谈。这所学校的教学设备是非常充裕的，图书、模型、标本、影相放映设备、电脑模拟等等，学生可以随时使用。当时还没有现在那种智能模拟人（Simulators），他们用真人培训了一批模拟病例。每个模拟者都熟悉自己扮演的病人的病历、症状和可表现出来的体征。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问到的病历和病人的临床表现作出相应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模拟者都很坚持严格要求，如果不问到点子上他是不会说出关键的病史或症状的。我们曾经多次观看学生们的讨论和检查病人。我们坐在观察室内，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听到他们的讲话，学生却看不到我们。他们回头向我们看的话只能看到一面镜子，而我们却是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他们的。这种光学结构是很巧妙的。如果他们把灯熄掉而我们把灯打开的话，情况就反过来了。我发现他们的学生一个个都是能言善辩，善于表达。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这种教育方法的不足之处。因为他们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学，对这个问题可能了解较全面、较深。例如休克，就从休克的病因、分类、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一直讨论到治疗的最新进展，但他们缺乏系统的学习。我们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总住院医师，他是华裔，他的夫人则是加拿大人。有一次他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饭后他夫人谈起，她也是MaccMastar大学的医学生，即将毕业，毕业后想从事“家庭医学”（family medicine）做家庭医生。她对中国的针灸很感兴趣，要我告诉她几个常用的穴位。我在告诉她几个常用穴位的定位时，发现她竟然不知道腓骨头在那里。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感到这种教学方法确有其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可以适当应用。我们如果全部采用这种方式，是没有那么多教学资源可供利用的。Branda教授曾试图要我们写一个将我们学校完全改用PBL方式教学的计划。我问他：“以你的教学资源，你最多可以招多少学生？”他说：“最多60人。”我说：“给你120人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现在的PBL维持下去？”他说：“天哪！我办不到。”我说：“我们一期招生600～700人，麻烦您设计一下按您的办法需要多少教学资源。”他说：“那太难了。”所以后来我们只作了一个在部分课程中适当应用的考量。
    MaccMaster大学医学中心是一幢非常巨大的建筑，医学院、医院、护理学院都在这幢建筑中。每层都设有平面图，标明某个单位的具体位置，由于它实在太大了，所以电梯也是分组的，用不同的颜色标明，不同的颜色的电梯可以到达不同的层次。如果不按照平面图，不使用有关颜色的电梯，你很难找到你想去的地方，甚至很难走出这幢大厦。由于它大，所以很多房间是没有窗户的，只能使用人工光源和人工通风。分给我们的办公室便是这样的，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一次我们上班时天气晴好，到下午下班时才发现外面却是大雪纷飞了。
    我们刚到Hamilton不久，就赶上了我国的国庆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种时候特别想家，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出去散步。Hamilton虽小，但非常美，绿化非常好，不远处是青山，空地多而建筑少，城市似乎置身在园林中。我们住的地方又处在城市的边缘，就显得更为空旷。晚间散步，空气清新，四周宁静，两人都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好在加拿大的治安较好，晚间散步也没有什么顾虑，我们一直散步到次日凌晨2点多才回到住处。在加拿大，感恩节放三天假，我们无法上班，除餐饮外商店也休息，我们无处可去，这几天我们是最难过的了。在Hamilton我们才发现我们两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我是晚睡晚起，而他是晚8点睡觉，4点起床。经过协商，他晚睡一点，我早起一点，达成妥协，这才可以在一个房间内共存。
    我们刚去时，都是在外面进餐，后来觉得不合算，因为早餐约需5美元，中餐在自助餐厅吃，至少10美元，晚餐即使只吃一个蛋炒饭，也要4美元。所以就买些器具和食品，自己做饭吃，这样就便宜多了，而且想吃什么自己可以自主。因为住地离学校不太远，我们多半是步行上下班。步行也是蛮有趣的，我们常常遇到出来溜狗的一些老年夫妇，开始时大家彼此打个招呼，几次以后就难免要聊上几句，连他们带的狗也来表示友好。这些老年人告诉我们，儿女们住在别处，老俩口感到寂寞，狗是他们的好朋友和安慰。狗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话，不停地摇着尾巴。在步行中我们也有不少其他的感受，例如城市的清洁实在令人羡慕，我们在加拿大可以一个月用不着擦一次皮鞋，因为皮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灰，比美国的城市强。加拿大人很讲礼貌、守纪律，譬如当私家车从家里开出要越过人行道时，一定是车让人，司机示意你先过去，然后他再开出。不是像我们这里多半是人让车，等车开过了你才能继续前行。又如过人行横道线时，即使当时路上并没有汽车来往，而横道线的指示灯是红灯时，他也决不过马路，一定要等指示灯转为可以通行的信号，他才过马路（这在美国就做不到）。在一些小学附近的路口，不管交通灯是何信号，只要志愿者把旗一扬，所有车辆就一律停下，等孩子们安全地过了马路，志愿者发出信号，车辆才能通行。路边草地树丛中，松鼠跳上跳下，也决没有一个人去打扰它或者去捕捉它。我们看了确实很有感慨。
有一次，我的同伴的儿子写信给他爸爸说需要买一本书，这本书在国内买不到。于是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到大学书店去买这本书。店员说暂时没有这本书，不过他们可以到别处去调购这本书，请我们留下地址、电话号码，答应几天以后再通知我们。几天以后果然来了电话，我们又再次来到大学书店。店员说他已经与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美国的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等地的书店联系过，都没有这本书，问我的同伴可不可买一本性质相近的书。我的同伴说：“我儿子一定要那本书，如果没有那就只好不买了，谢谢你们。”那位店员回答说：“实在非常抱歉，没能满足你们的要求，请你原谅。”然后客客气气地送我们出来。我们真是非常感动，人家花了那么多时间联系，打了那么多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没有问我们要一分钱手续费，反而抱歉了一番。如果是在我们的书店里，能说：“很抱歉，没有这本书”，那就很不错了，我们常遇到的就是“没有”两个字，不可能还有什么下文。
    我有一个同学，他妹妹在加拿大多伦多。我的同学希望我到加拿大后有空去看看她。我和她电话联系上以后，她非常高兴，欢迎我们到她家去作客。我和我的同伴在一个周末来到她家，她公公是老华侨，现在他们三代人住在一幢自己的三层楼房里。她和他的先生原来都是学制糖的，到加拿大后找不到制糖的工作，于是先生改作别的技术工种，她则改学了会计。为了多挣钱，他们尽量多值夜班，日子过得还可以，只是比较辛苦。一子一女都不太会说中文，只能说几个单词。他们带我们去看了一下市容之后，决定第二天送我们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唐人街我看到了一件令人感慨的事，在一家商店里，隔门外放着各式各样的水果，无人看管，而收银台却在店里深处。买水果的人都是在外面挑选好了水果，然后到里面去交钱。据说从来无人拿了就走，或者趁人多之际浑水摸鱼。
    尼亚加拉大瀑布（Nigra fall）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两国交界处，在加拿大一侧的对岸就是美国的水牛城，与加拿大有一桥相通，当然不能随便过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真是宏伟壮观。可以在岸上看，或登上电视塔看，可以乘坐直升机在空中看，也可以乘船近观，不过乘船必须穿上雨衣。为了不太破费人家，我们选择了在岸上欣赏。至少算是到此一游吧！说实话，如果不去看看这个大瀑布是会感到遗憾的。
    我们在Hamilton考察一段时间后已经到了要去美国几个城市考察的时间了。我们告诉Branda的秘书，请她替我们与有关地点联系落实一下，这又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办事效率。两天以后，她提交给我们一份详细的行程图，包括航班的班次，起飞的时间，到达的时间，接机者的姓名，该单位的主要接待人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下一站的航班……，返回加拿大的航班、时间等等。首先我们要到多伦多去，从那里出境，以后又从那里再入境加拿大。美国移民局在多伦多机杨设有办事处。从Hamilton到多伦多要乘坐公共汽车。先要从住地乘公交车到Hamilton的长途汽车站。对这路公共汽车我们只坐过一次，所以对路线不熟悉。我们两人只是估摸着已到了目的站就下了车，只听见后面有人喊，“请等一下！”。我们停下一看是一位50来岁的男子，他说：“我看你们带着行李，是去长途汽车站还是要到别的地方？”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到长途汽车站去，他说：“非常对不起，我在车上就已注意到你们了，但我没有及时提醒你们，害得你们早下了车，请原谅！不过没关系，我特意提前下车，我送你们去，只有一站多路。”我们又一次被感动了，萍水相逢，竟然如此热情！不过在加拿大我们也遇到过不好的事情，在长途汽车站等车时，当时周围没有别的人，突然走过来两个壮汉，身高体大，拳头象钵头一样，粗声粗气地对我们说：“我的汽车没有油了，拿点油钱吧！”一看那个架势，我们把零钱给了他们，他们嫌少，说：“再加一点吧！”我已不记得又再给了多少钱，总之还算好，免受皮肉之苦。比起上海的某一个同志幸运多了，那个同志被一拳打脱了视网膜，还抢走了东西。
在多伦多办理到美国去的出境、入境手续时，碰到了从中国大陆来的四位年轻人，两男两女。他们一句英语也不会，居然不远万里来到此地。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他们不会填写有关表格，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就求我们代他们填写。他们说有亲戚在美国，是去投亲的。我不由地想起我们刚到加拿大时遇到的一个小伙子，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工作，专门送外卖。因为给我们送过几次外卖，就和我们聊起天来。他说老板是他舅舅，他从中国大陆来投靠他，一来护照就被老板扣了，除供食、住外基本上不给工资，所以他想走也走不了，十分苦闷。他说：“想不到亲舅舅也会这样！”我不知道等待那四位年轻人的命运又是什么。
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到华盛顿去参加全美国医学院校协会会议。在我们去以前注册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要入住的旅馆也早已订好。我们住下以后就到开会的地点去看了看，熟悉一下情况。因为时间还充裕，我们决定到中国大使馆去一下。大使馆门前的警卫人员是美国警察，我们说明来意后进入大使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进入自己国家的大使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使馆的工作人员问我们住在哪里，我们说住在××街，他惊讶地说：“那里我们平时单独都不敢去，你们如何住在那里，太不安全了，赶快换地方。”我们说：“会议期间宾馆房间很难订，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太贵了也住不起，我们在华盛顿的时间不长，先住下再说。”他说那就请你们时刻留意。出国前人们告诉我们的一些留学人员被抢劫、殴打的事历历在目，我们的西服上装口袋里也总是放着几十元现金作为“救命钱”。在华盛顿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就是每晚警车不断地呼啸而过，我们很不习惯，难以入睡。
    全美医学院校协会（AAMC）会议的规模很大，参会者超过3000人，会场设在希尔顿（Hilton）饭店，除大会场外设有多个分会场，报告不同的专题。我总的感觉是有关传统的医学教育方面的报告占绝大多数，而我们所要关注的PBL的报告则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从这次会议上得不到多少有关的信息。会议开完后我们还有几天在华盛顿停留，不妨领略一下华盛顿的风光。我们去过一些展览馆和博物馆，印象较深的是航空航天展览馆，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阿波罗登月的月球车。在一个专门的展台上有一块黑色的石头，说明书上说是从月球上带回来的，旁边有一个警卫守着。对这块有特殊意义的石头，参观者可以用手摸一下，但不允许对石头造成损伤。我们也用手摸了一下，算是我们曾经接触过月球的表面。也算是有意义的经历了。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华盛顿见到了不少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公园，甚至在白宫前面的草地上也有抗议者的帐蓬。在白宫前面我们遇到了向我们行乞的人，不过他们行乞的语言比较含蓄而有礼貌，不是说请给我点钱，请你行行好之类的话，而是说：“请问，你有零钱吗？”。在白宫前面对乞丐施舍，也让人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离开华盛顿后我们开始了对几个进行PBL教学的学校的访问。从华盛顿去费城我们乘坐的是一种我从来没乘坐过的小型飞机，飞机只能乘坐十五人，一名机师，一位空姐，13位乘客，行李都堆在机尾，飞行高度五千米，不时看到大飞机从上面飞过。到达费城后接待我们的是汤姆逊杰佛森医学院，接待者把我们安排在学生公寓里，学生公寓的设备条件也很不错。第二天学院院长接待了我们，他介绍了一般情况后，安排了一个他们学院的医学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陪同我们，并说他作为院长每天处理行政工作的时间只两小时，余下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具体行政事务都交给秘书们去办。在谈到安全问题时，他说这个区是金融中心，警卫森严，比较安全，离开这个区域就要小心了。在这个医学院里，PBL教学只是部分地采用，大都还是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工作之余，他们也安排我们游览一下市容。费城以前是美国的首都，有的街道非常狭窄，汽车只能单向行驶。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还保留着在上面发表过“独立宣言”的建筑。在“红灯区”的入口，则气氛紧张，除了摄象头之外，四个骑着马的高大骑警，随时准备出动，几部警车也停着待命。有一天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请我们到他家吃晚饭，进餐以前他的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来访，并带来他的妻子的“印象派”油画的幻灯片，他要求放映一下，这位教授欣然同意，我们也只好陪同观看。这位澳大利亚朋友讲得眉飞色舞，主人也不吝赞美之词，而我们对“印象派”一窍不通，完全不能领略其涵义，索然无味，但出于礼貌还不能不说好。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这时才真正领略到什么叫做“受洋罪”。晚餐开始了，教授请出了他的母亲一同入席。只有几道菜，但女主人非常殷勤，问我觉得味道如何，出于礼貌，我称赞菜做得好，味道鲜美。哪知这一称赞让我十分被动，女主人高兴极了，又在我的盘子里布了很多菜。我本来对这些菜很不习惯，这一下“自作自受”，只好勉强吃下，还要表示谢意。席间教授自豪地谈起，他母亲从旧金山来，在他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他说：“在美国，象我这样做儿子的可算是不错的了，我母亲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都没问他要一分钱。”他母亲也微笑着点头认可。对比东西方的文化，真是大不相同。前面提到的那位陪同我们的研究员是一位女士，她是从越南南方移民过来的，也可以说是跑过来的。父亲是一位将军，现在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我原来以为由于中国的“抗美援越”，她会对我们怀有敌意。不料她对我们非常热情。在我们离开费城前请我们到她家去作客。她住的地方十分豪华，有一个很大的草坪和花园，雇有专人料理、修剪。她告诉我们这全是她父亲购置的，以她现在的收入是不可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屋的，看来这位将军在逃跑时带来了一大笔搜刮来的财产。她的母亲有中国血统，好像她母亲的外婆是桂林人。她母亲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对“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传”的故事很熟悉，非常爱看戏，每个周末都要坐飞机到芝加哥去看戏，仍然过着豪华的生活。可以想像当年越南南方统治者们的奢侈。
    这次还访问了一个地方，我记不起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在住处的一家墨西哥餐馆被敲了一次“竹杠”。我们这次考察的最后一站是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接待我们的教授非常自豪地说PBL教学在他那里开展得不错，他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并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教学过程。我们也听了学生们的反映。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墙上挂着一个镜框，框里有一句格言。在我注视的时候，教授说：“这是我们教学改革进行PBL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译成英文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禁心里慨叹，我们远涉重洋来学习PBL教学，原来指导思想却是我们老祖宗的。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Springfield是林肯的故乡，所以我们也去参观了林肯墓。然后取道芝加哥返回加拿大。
    我们回到加拿大后，又参加了几个国际性的Workshop，来的人包括欧州的、澳州的、南美的，讨论的内容自然是PBL。这时MaccMaster大学校长举行了一次奶酪晚会招待我们，招待会上除了奶酪以外没有别的食品，奶酪全是由校长夫人亲自制作的，花样品种繁多，色彩也很丰富，客人们都是站着，人手一杯酒，边饮、边谈。我们不喝酒，所幸还有果汁，可以对付一下。只是我们对全是奶酪很不适应，可苦了我们这两个东方人了！好不容易才等到告别的时光。
我们回国前考察学习的最后一站是加州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然后从洛杉矶经日本回国。我们飞抵洛杉矶后，大学医学教育研究部门的教授接待了我们。到他办公室一看，我和同伴的履历赫然在目，使我们非常惊讶。我们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给我们的离境留了三天时间。我当时不明其意。等到考察任务结束后，他才建议我们去迪士尼乐园游览。我们考虑费用太高，不打算去。他说：“你们放心，费用全由我们出，WHO已经把这笔钱拨给我们了。”又说：“如果你们到了洛杉矶而不去迪士尼乐园，你们会觉得长期遗憾的。”接着，他派了两个人陪同我们去迪士尼乐园。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的乐园，尽管其设施与后来建成的相比已有逊色，但在当时还是声名卓著，很有吸引力的，给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像小孩一样给米老鼠合了影，接着进行了游览。在冒险乐园，许多人造动物都是电子控制的，形象逼真，活动自如。例如你不时可以见到几条鳄鱼向你乘坐的船只冲来，在岸边饮水的大象会突然扬起长鼻向你喷水，在树上的猴子不时向你投掷果子等等。在海盗乐园你一进入大厅灯光就渐渐暗下来，然后你感到你自己连同地面在不断下沉，似乎要进入地层深处。等到灯光微明，你发现自己已站在一条“阴河”岸边，有人请你上船，在船行进过程中不断会遇到“海盗”袭击，与船上的武装人员发生战斗。在摆脱“海盗”上岸以后，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水晶球，球内有一个会说话的女人头，墙上的镜子里有一系列鬼怪的头像，也有你的形象。女人会说：“现在好了，你连同这些鬼怪一起回家去吧！”在音乐乐园，你可以看到许多电子控制的男孩、女孩在唱歌跳舞，据说歌声是用十几种语言同时唱出的，而你只能听出你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我们试试确实如此。我们在游览了环形影院和另几个乐园后，我的同伴发现一辆轨道车从一个山洞中冲出，水花四溅，他说：“那个好玩！”两个美国人大喜过望，说：“你们也喜欢刺激！”我的同伴说：“可以试试。”这样我们上了轨道车，我坐在最前面，我的同伴坐在中间，两个美国人坐在后面。都系好安全带把我们牢牢固定在车上，抓好把手，车就开动了。车很快冲入一个山洞，灯光很暗，车速极快，眼看要撞到壁上了又突然来个急转弯，一会儿冲上高坡，一会儿向下俯冲，一会儿又侧身90度或更大度数，十分惊险，颇有点像现在的“过山车”。我开始还睁眼看着前面，到后来我干脆把眼闭上，听其摆布算了。等到冲出山洞，我的同伴已面色苍白，连说选错了项目。从迪士尼乐园返回后，我们就开始踏上归程了。我们的返程机票是先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到东京，到洛杉矶时我们已经去“确认”过了。接待我们的单位将我们送到机场就告别回去了。不料办理登机手续时办事员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预订已被取消了。理由是，该航空公司规定，旅客必须在登机的三天前将机票进行一次“再确认”，我们没有去“再确认”，所以被取消了。我要求见他的“头头”，办事员同意了。一会儿“头头”来了，我说：“我们已经‘确认’了一次，我们在加拿大、美国多次坐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都只需要一次‘确认’，没有想到你们公司需要‘再确认’，而我们在进行第一次‘确认’时你们的办事人员也没有向我们提出需要‘再确认’，我们的签证已到期，晚几天又要增加我们的开支，这些情况请你考虑，设法解决。”他说：“经济舱已没有空位，我想想办法，请等半小时我再答复你。”我们只好耐心等待，半小时后他告诉我们可以去“公务舱”（二等舱）乘坐，我问还需补交多少费用，他说他们也有工作上的不足之处，用不着再交费了，就这样，我们“因祸得福”坐了二等舱。这次的航线和我们来美国时不同，是经格林兰、白令海峡向西飞，机下是一片冰雪世界。我不禁产生遐想，如果飞机失事，我们葬身此处，恐怕几千年后有人发现我们的尸骨时会要当作古人类作考古研究。飞机上乘客基本上满员，服务很好，机上用英语、日语、中文普通话和粤语广播，随时都有飞经城市的当地时间（Local Time）的显示，饮食也较好。电视耳机也是免费的，而且与耳朵接触的部件是一次性的，以免传染疾病。对比之下，我就感觉到为什么泛美航空公司以后会破产了。到东京后要停留一晚，航空公司免费安排我们住的宾馆也都是设备齐全的单间。从东京返回北京乘坐的是苏-76飞机，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大包、小包连过道上都堆满了，空姐们行走都困难。到北京后要申报入关，我在加拿大买了一只很普通的石英手表，想不到关税要300元。在当时300元是个不小的数字，我问为什么这么贵，答复是“你们从国外回来的人有的是钱！”确实，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要节衣缩食带回“几大件”，从一般人看来是“发了财了”，也难怪人们不服气，有“红眼病”，采取敌视态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买的一个德国照相机上的广角镜也因而被没收了，再没有下文。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我离开洛杉矶前已经打电话给湖南省驻京办事处，预约好了房间。所以离开机场后我就雇车直奔办事处，当时已是深夜，到办事处门前一看有守卫站岗，不准入内。一了解才知是开人民代表大会，此处已成了湖南代表团驻地。深夜我一时无别处可去，经过多次交涉，代表团的副秘书长说他房间还有一张空床，可容我暂住一晚。进去以后，我满以为可以休息一下了，不料副秘书长非常希望了解国外的情况，那时出国的人不太多，人们对国外不了解，大都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他询问得非常详细，我也只得一一作答，一直谈到“不知东方之既白”。天亮以后我也就离开去另找住处了。安顿下来以后，我去卫生部汇报并交了考察报告（原已写好），然后去办理报销。那时外汇比较紧张，卫生部管得很严，对我们的每日开销都作了规定，连WHO给我们的300元购书费，也不准我们买书，必须纳入整个经费合用。去报销时，有关人员十分严肃地说：“你们是否记了流水账，准备好了单据，我要一笔一笔地查。”我说：“流水账当然有，住宿是有单据的，不过吃饭、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却没有单据，小费也没有单据。”他说：“机票是可以打折的，你要如实地讲是几折。”我说：“机票全是WHO订的，打几折你可以去问WHO。”我对他那种态度很生气，又不便发作，转念一想，我说：“你不外乎是怕我们花多了钱，留给你们的少了，我们两个人每人都可以返回美金3000多元给你们，足够你们派人出去一年的花销，你觉得怎样？”此话一出，该人态度立刻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满脸堆笑地说：“好说，好说，你们‘时差’还没倒过来，要报销很简单，不必急在今天，先休息两天再说。”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没时间，我报销了还要通知上海的同伴来报销。”我报销后又到中国银行把剩下的支票签好字，取款转入卫生部的户头。然后通知在上海下机回去的同伴来报销。管报销的人一看，说：“怎么你们两个报销的内容、数目都是一样的？”，我说：“那很简单，住房、吃饭都是两个人分摊，一起行动，当然就一样了。”处理完后我就回长沙了。
    回长沙后，少不了又是一番汇报，介绍情况，听的人也无人把PBL当一回事。不久，卫生部任命我为湖南医学院副院长，分工主管教学工作，管教务处、研究生处和学生处，说起当副院长，还有一段插曲和前奏。那是第二次统考后，我在北京开会，忽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要我赶快回校，说省委宣传部有急事找我，不知是什么事，我和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说明后即刻返长。回到学院后，书记仍说不知是什么事，但出乎寻常地派了一部车送我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家中，去到他家一看，新任长沙市委书记也在座。这位同志我比较熟悉，解放初期他在文教团委工作，我们经常接触。谈话中我意识到他是被请来作说客的，内容主要是要我到宣传部工作，负责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一听吓坏了，我想我绝不是这种材料，绝对担当不起。我讲了很多理由来推托，如水平不够、党龄太短、掌握不好政策，可能给党造成重大损失等等，都难以说服他们。我突然灵机一动，我说：“有一件事我想说明一下，由于十年动乱，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完全可以在业务上代替我的人，而我现在担负着一定程度的领导保健任务，附二院有时也要找我，如果我去搞行政了，就不可能在需要时找到我了，可能影响领导同志的手术治疗或抢救，请你们考虑。至于你们要我去做的事，在省内比我更合适的同志多得很，有的是。”倒是这个理由打动了他们，部长沉吟了一下说：“你的意见可以考虑，不过你必须在学院担任一定的工作。”我说：“我尽力而为。”这就是我说的插曲和前奏，后来又经过考核、民意调查、上报等程序才由卫生部宣布任命。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听说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相当高，不少人都来当面和我说投了我一票，我想我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我既然主管教学，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搞好统考，不断改善教学条件，进行稳步的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第三次全国统考时，参加的已不限于部属院校，由于师生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部属院校中仍然名列第一，这就是以后常被提到的“三连冠”。由于“三连冠”，学校的地位和声誉提高了，很多用人单位争要我们的毕业生，持续若干年我们的毕业生大都可以分配到他们满意的单位。主管教学还要担负高考阅卷，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的任务，每年暑假是我最忙的季节。高考阅卷是最让人操心的事，阅卷的人来自各个学校，除了搞好他们的生活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创造良好的阅卷条件，保证评分的公平和准确，保证没有一份试卷丢失。这期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比直接阅卷的人要紧张多了。直至任务全面完成才能“一块石头落地”，可以舒一口气了。幸好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当然临界事故是有的，最后都纠正了或克服了。也得感谢参加阅卷的老师们的敬业和努力。在招生时，除了派出多组人员到外地录取生源外，我自己带人到韶山招生。我第一次去招生就发现第一志愿报我校的人比以往的比例大大下降。为了探究原因，我访问了一些地区招办的同志，也访问一些在韶山等候消息的家长。他们异口同声的反映是“学生家长都希望被一个好的学校录取，全国所有有名的医学院都改成医科大学了，唯独湖南医学院没有改，湖南医学院一定存在着重大问题，人们当然不愿将湖南医学院作为第一志愿。”这一结果倒是出乎我的预料，在一片改大学的潮流中，没有改名却有这样大的负面影响。回到学校后我向党委及院长们汇报了这一情况，这一下大家紧张起来，决定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到北京争取改名。原来是希望我去找一位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高中同学，但我已经与他快四十年没有联系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对一般人都是保密的，我根本无法与他联系上。后来我们找了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王首道同志，王老非常关心湘雅的发展，十分热情地写了一封推荐信，力主改名湘雅医科大学。不过此行未获成功。回来以后经过研究，又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国家教委反映我们的要求，一位国家教委副主任接见了我们。他说改名湘雅已无可能，因为有的学校要改回“北洋大学”，有的要改回“中央大学”，所以现在决定一律不能改回旧名。要改成“湖南医科大学”是可以的。当时没有手机，打长途电话要到电信局去打，我们也难以再次约见国家教委的负责人，所以在无法请示的情况下，由我签名写下了如下意见：“我们深切地希望改为湘雅医科大学，如果确有困难，我们也同意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这就是以后我院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的由来。不过，正式改名时我已任满不在其位了。
    1987年，国家教委在杭州举行会议讨论高校专业设置的目录。进入目录者才能招生，我院由我和耳鼻喉科彭勇炎老教授出席。麻醉学界参加会议者还有武汉的金士翱教授，会议中要讨论是否设置麻醉学专业，我谈了我国的麻醉学发展的情况和现状，根据我国国情设立麻醉学专业的理由，以及国内很多麻醉学专家对这一意见的认同。我感到在我们那组参加讨论的国家教委的一位副主任对我们谈的情况很震惊。讨论很快达成了一致。由于参加会议的麻醉界同仁的努力以及徐州医学院曾因明教授的倡议和初步实践，在这次会议上把麻醉学专业纳入了专业目录，麻醉学本科专业可以合法地招生了。此后开设麻醉学专业的学校逐渐增多。由于麻醉学专业毕业生的分配比较抢手，以后开设麻醉学专业甚至达到雨后春笋的程度，当然由于缺乏必要的评估，也不免出现一些问题。在开会间歇的过程中，和彭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的闲谈中，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国家要在老校挖潜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国家队”，可由学校申请，但条件是首先必须有扩建校舍的土地和地方上的支持。我得到此信息后立即去找了国家教委的一位司长核实情况，因为他去过我们学校检查教学工作，我认识他。他笑着问我是如何知道的，我说：“对不起，无可奉告。只是希望您告诉我是否确有此事。”他说：“确实如此，你回去后可以报告学校申请。”我当晚即用长途电话向学校有关领导报告了此事，请他们及早酝酿准备，抓住战机。我回去后经过大家研究，学校向省委及管文教的副省长作了汇报，得到省委书记和副省长的大力支持，并由院长亲自去北京争取。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积极努力，后来得到省、市委决定无偿拨给我们600多亩土地。经过一番选址工作，最后决定选用桐梓坡正在开发修整的一片荒地，也就是现在湘雅医学院新校区和湘雅三医院的所在地，对我们学校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这件事我感到信息真是太重要了。
    在教学改革方面，我们建立了医学教育研究室（后改为所）进行相应研究，提供教改的建议，我兼任该研究室的主任。为了抓紧进行教学改革，我起草了一份教学改革方案，经集体讨论通过后在院教学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和布置。各教研室也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进行探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教学条件方面，当时最困难的是卫生学系，没有必要的场地。我们利用某部委托我们办学所给的一笔资金，抵制挪作他用，并由学院补助少许，终于为卫生学系建了一座教学楼，为卫生学系的教学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卫生部曾要求某校为海南黎族培养一批医学生。但某校没有接受。后来卫生部把这一任务交到了我们学院。经过研究，我们觉得尽管困难很多，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为兄弟民族尽我们应尽的义务。要完成这一任务真是十分不容易。这批学生文化程度很低，参加高考入学考试的分数不过100多分，一般的课堂讲授大都听不懂，所以对一些课程只能降低要求。我十分敬佩我们的教师的敬业精神，他们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勤辅导“加小灶”等等来帮助这些学生掌握必要的医学知识，使他们能返回海南去服务于黎族乡亲。确实令人欣慰。
    在我担任副院长期间，也遇到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问题。我们的卫校曾培养过一批一年制护士，由于基础差、学历低，在工作上及她们以后的发展上均存在着很多问题。我的前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卫校办了一个护士班，让这批人入学，希望能提高她们的护理水平，改变她们的学历。但这个班并未向教育管理部门申报和注册，无法发给教育厅认可的毕业证书。等到她们达到毕业的年限时，正在我任内。她们来找我，要求马上发正规的毕业证书，我向她们说明了情况，说现在没有办法发，正在联系设法解决。由于没有立即拿到证书，她们火了，骂起人来倒是很到位的，她们说前任如何关心她们，而我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怎么解释她们也不听。后来经过多次向省教育厅反映、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可由我校发给证书，但只能作为“内部粮票”，在本学院附属医院内有效，到外院无效。如果外院认可这一证书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样才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也就变成不长疮不流脓的“好人”了。另外的难事是给学生中的冤假错案平反，这件事非常困难，数量不小，阻力很大。有的冤假错案真是十分离奇。有一个女学生毕业时填的分配志愿是：“服从组织分配”，后来被分配到新疆某地，她十分高兴地去了。到了目的地车站，一下车见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缘的解放军军官，她问：“你怎么在这儿？”对方答：“我在这儿工作，你知道你怎么会分配到这儿的吗？”女学生说：“我是服从组织分配来的。”对方笑着说：“是我把你要来的，我向学校写了报告说你是我的未婚妻。”这位女学生非常生气，说：“你怎么这样无耻！”说完她也没有去单位报到，直接返回了长沙。因为算是不服从分配，学校拒绝给她再分配工作。那时候不经过分配是取不到干籍（即对国家干部身份的认定）的。这位女学生没有办法只好在某个小医疗机构当了工人。当时还没有执业医师的有关法律规定，该单位看她是正规医学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让她以工人身份做医生的工作。一幌十多年过去了，她带过的徒弟都成了主治医师，可她还是个工人。她多次请求学校说明情况帮助她解决，可是都遭到拒绝。我接手这件事后，十分同情这个学生的遭遇，我认为学校是有过错和责任的，学校未进行调查研究，甚至没有找女学生本人核对一下，就只凭一封来信把根本不存在的事当作事实来处理，是非常轻率的。女学生本人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没有采取合法的步骤，也存在问题，但事情还是学校引起的，却一直未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和教育，只是简单地按不服从分配处理。即使如此，按国家政策，五年以后也可以由医疗单位接受其从事医疗工作，学校也应该帮助她解决。经过沟通，有关同志同意了我的看法，经过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位女生的干籍问题，了却了这位不幸的学生的心愿，还她一个公道。也纠正了学校所犯的一件错误。另一个女生是个团干部，学习成绩很好，工作也很积极。她在求学期间家里为她介绍了一个解放军男朋友，这位男朋友送过她一件毛线背心和一张单人床的床单，但一直催她结婚。她说我正在求学，要结婚也要等我毕业以后。但男方仍不停地催逼，两人为此闹翻了。女的把毛线背心和床单还给了男方，并说：“我们从此一刀两断，就此分手。毛线背心和床单都用过了，等我毕业后有了工资再买新的赔你。”以后男的也未再来找她。等到她毕业实习时她和一位同乡的男生产生了感情，开始要好起来。不料原来那位解放军男友一纸告到学校，说这是破坏军婚。“破坏军婚”可是一件大事，学校竟然就以“破坏军婚罪”将二人遗送原藉劳动，开除学藉。我接到申诉时事情已过去了十多年，两人已结婚生子，申诉书中请求根据事实摘掉破坏军婚的“坏份子”的帽子。并说他们两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已无可挽回，这样要求是为了让孩子不致有一对“坏分子”父母。另外询问他们当时实习已快结束，可否补发毕业证书。因为他们现在已是主治医师，可连毕业证书都没有。这也算是破坏军婚？真是荒谬绝伦。当然我力主给他们平了反，补发了毕业证书。仅从这两件事，可见冤假错案之一般。
我在担任副院长之初，曾想尽量设法少开一些会，让人多一点时间干实事。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办公室每周根据指示排出下周的会议，经常是一张表上排得满满的。开会成了一种领导艺术，那周会开少了，倒似乎是闲得无事可作。我在外面参加的会也不少。本地的、北京的、上海的、杭州的、西安的、成都的、长春的、哈尔滨的等等。其中有一次到北京开会是公私两利，那时我一个堂姐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她亲妹妹家，特意通知我去见面。她先生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曾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团到延安去过，和毛主席一起摄过影。据说我伯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将这张相片放大悬挂在他在苏州的家中，因而革命小将们未曾干扰过他。这位堂姐夫和叶帅熟识，据说叶帅动员他到大陆来，他不来，台湾要他去他也不去，最终死在香港。我和这位堂姐一直未联系过，这次我见了她一面，才知道彼此的梗慨。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一段时间以后她在北京去世。那时到外地出差还有一个难处，即别人把你当厅级干部对待，总是安排较好的住宿条件，回来却是报销不了那么多费用的。而我又不愿找人批来批去，每次只有自己掏腰包补贴上。那时收入都不高，实在是一件苦事。
    我那时主管学生（包括研究生）的招生、分配，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有院内的、有校外的、也有有权势的。那些事我也不想写什么，横竖要想不得罪人也容易，不坚持原则就行，不过我做不到，只要到死的时候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常说，在任上别人对你的评价都不大可靠，你离任了，别人的评价才是真的。道理不用明说，令我高兴的是，我下台以后没人戳我的脊梁骨。
    在我任期届满以前，我又一次到美国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地是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纽黑文医院。内容是其医学教育特别是麻醉学教育的情况，此外也到纽黑文医院看一看具体的麻醉实施和进展。我这次是一个人去，无人相互照应。所以对路上的不便之处我都事先作了考虑。这次到北京签证，倒是比较顺利。因为我是第二次出国，没有移民倾向，第一次出国的情况他们有档案可查，所以简单地问了问就办妥了。弄得一些排队的人十分惊奇，因为当时签证比较紧，往往要盘问很久，还不一定获准。接着就是购机票问题，因为这次规定要坐中国民航的飞机，为了慎重起见，我先到民航售票处询问了票价，然后到卫生部如数开了支票再去购票。不料到了售票处办事人员说：“你支票上的钱数不够。”我说：“我昨天来问清了票价才到卫生部去开支票的，现在却说不够，害得我又要跑一趟卫生部。”他说：“你是由卫生部派出去的？”我说：“是。”他略略算了一下，说：“你还是得跑卫生部，你支票上开的钱数多了。”我说：“怪了，先说少了，现在又说多了，倒底为什么？”当时我对这些一点都不懂，真是一头雾水，但只得照做，并将我可带走的余款在中国银行开了支票。飞机直飞纽约，从纽约再乘汽车到纽黑文，纽黑文在大西洋岸边。在那里我确实感到地球很小，一下子就横跨太平洋到了大西洋。到纽黑文后有雅礼会的人和我们医院在耶鲁访问学习的同事来接我。我住在一栋由雅礼会租用的楼房内，和同事们在一起。很快我就开始了我的访问学习，头3个月在医学院，后6个月在纽黑文医院。当时我的身份还是副院长，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去后不久，我们住的房屋就粉刷了一次。有一天纽黑文医院麻醉科的秘书问我是不是常打电话回家，我说话费比较贵，我常写信回去。他说：“写信太慢，你住处的电话是老式的，我给你一个转换器，你打电话时用这个转换器拨我们的帐号，话费由我们支付。”这下我方便多了，不过打到国内还要由总机转，有时还遇到一些麻烦。美国的麻醉学教育是毕业后教育，一般先读一个大学本科，学习四年；然后读医学院，学习四年，个别是5年。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再实习一年，以后申请进入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一般是4年，第一年是各科室轮转培训，其余三年是学习麻醉。在学习麻醉的最后一年包括对学员感兴趣的专科麻醉的强化训练和学习。学习方法多种多样，有大查房、讲座、讨论等等，更强调自学、实践和参加一定程度的科研。住院医师培训阶段结束后有1～2年的Fellow阶段，最终经过国家考试通过后才能成为专科医师。可受聘为主治医师和助理教授。如果有志于专门从事科研工作，则可在实习后走读PhD的道路。在美国并不是每个住院医师都必须当总住院医师，只有比较优秀的，有组织能力的才担任总住院医师。我很佩服美国麻醉医师的敬业精神，一般都是早上7:30开始麻醉，在此前要做好准备工作。中午有半个小时午餐，下午6点钟才能下班。科内的学习讨论大都安排在下午5:00～6:00，几乎无人缺席。碰到大查房那天，麻醉推迟半小时开始，而大查房一般为一小时，所以人们必须来得更早。我在那里的时候，大查房是一定参加的，即使是大雪纷飞也是走着去的，因为时间太早还没有校车。在纽黑文治安不是太好，学校非常注意保护师生和访问者的安全，派有定时经过一定路线的小巴士，告诫大家下午6时以后不要步行，要乘小巴士来往。譬如我晚上要去图书馆看书，可以打个电话告诉小巴士管理部门我在何处，由顺路的小巴士来接我去图书馆。我需要回住处时，再打个电话，小巴士即会来接你送回住处。
    纽黑文医院的麻醉科规模很大，麻醉科有一个秘书室，有4个秘书，还有一个负责的总“头”。主任、副主任还另有自己的秘书。另外，还有几位电子工程人员，负责仪器的管理、维护。除临床麻醉工作外，有两个ICU，一个成人的，以心血管手术病人为主，另一个则是小儿的术后ICU。有一个设备完善的疼痛诊治中心。有两个实验室，一个是临床药理学研究室，我们学校的药理学教授在国外所作的研究工作有些就是在这个实验室进行的；另一个则是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我曾观看过他们用培养出来的神经细胞进行离子通道的研究，用不上麻醉的猫反复进行脊髓方面的研究。有一次我问主管实验室的一位副主任：“为什么实验室的实验员全是亚州人？”他的回答却使我十分难堪，他说：“说实话，我雇一个白人的工资可用来雇4个亚洲人。”麻醉科还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室，有专人管理。我去访问的时候是1987～1988年，那时他们的麻醉医生已能熟练地应用经食道超声监测（TEE），麻醉科自己就有4台经腹主动脉内球囊反博装置（IABP），有一些冠脉搭桥手术就是在IABP支持下完成的。其他的设备也很先进。有一次一位主管临床麻醉的副主任问我：“你的印象如何？”我说：“坦白地说，我们在麻醉的操作上、管理上，对危急情况的处理上不会比你们差，在区域麻醉方面可能我们的经验还多些。但我清醒地看到你们在设备方面，新药的应用方面以及麻醉医师对基础理论的掌握上比我们强得多。”他说：“你倒是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又问了我们当时的设备情况，我说：“在这种设备条件下你能工作吗？”他说：“我想我干不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惯坏了（spoiled）。”此外，前面我说过参加选拔住院医师的情况，看来“第一印象”也非常重要，有一个教授坚持要录取一个住院医师，理由是她不仅优秀，而且长得很象他的女儿。
    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学院的领导层已经进行了更迭并改名大学，我和院长这两个姓徐的卸任，“解甲归田”。我回到麻醉科做我的麻醉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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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花甲以后
     有些人在卸任后有明显的“失落感”，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只觉得如释重负，可以“忘却营营”，可以重新做我愿意做的事。“花甲”不过是一条人为划分的界线，事实上是一个新的起点。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的成就，主要就是为了麻醉事业的发展，为了争取麻醉学应有的地位，尽自己的棉薄，努力工作，不断呼吁。担任行政职务和从事社会活动，对我争取麻醉学的地位也不是全无好处，因为我多认识了一些人，多了一些交流渠道，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我的观点。我担任过省医学会的副会长（副理事长）、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副主委，只要有机会我总不忘宣传麻醉，让人对麻醉有正确的认识。在我当副院长期间，我曾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两次到卫生部医政司反映“不应将麻醉科列为医技科室”，阐明为什么麻醉科是临床科室。记得有一次省里召开医务界的座谈会，我又谈到了湖南省麻醉界的现状、我们医院和附二院麻醉设备的匮乏和陈旧。一位副省长问我：“老徐，为什么你不利用你在当学院副院长的机会把你们的麻醉科好好武装一下？”我说：“我本不想谈这个问题，但既然省长提到了，我不得不说一下，在我担任副院长期间，麻醉科确实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评论意见，一种是说我不以权谋私，不谋小集体之私，另一种是说我蠢，比猪还蠢。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正确，我都接受。”一时哄堂大笑。
    “文化大革命”给湖南的麻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科也不例外，为了治疗创伤，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在“文革”后，我及早恢复了对几种外文杂志的订阅，而在此时学院图书馆却仍然没有恢复订阅。我们及早恢复了麻醉学会的学术活动，在长沙地区每月进行一次活动。由于经费缺乏，资料都是油印的，每份收工本费0.1元。在医疗方面尽力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恢复和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恢复科内的学术活动和病案讨论等等。在人才建设方面我们最早实行了住院医师培训，克服阻力把1982年毕业的“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送到相关临床科轮转。当时轮转期为两年，意在使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以后的发展。为了让他们安心学习，尽快提高，我们科内的全体老同志包括已获得高级职称者，仍坚持参加夜班第一线值班直至50多岁。我十分感谢他们。我一直认为，作为学科带头人必须有这样的胸怀，即支持和鼓励年轻人超过自己。当然不是坐在那里等他来超过，而是在彼此都在前进的情况下，使年轻人超过自己，这样事业才能发达，才有希望。
    前面我提到过1987年国家教委把麻醉学专业纳入专业目录。我从学院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和麻醉科主任谭秀娟教授分析了一下科内的情况，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元气已经基本上恢复，在人员结构上虽然存在着十八年的“断层”，但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我们科全部是本科毕业的医师，而且在克服环境因素的不利影响后已于198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我们科的大部分医师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我在副院长任内还自编了用于英语班的英文麻醉学教材，并一直沿用下来。我们估计我们应该有能力承办五年制麻醉学专业。于是我们写了申请办麻醉学系的报告，当时有人说你应该在你有权时写这份报告，我说那时我不会写，我不想授人以柄，现在我写这个报告是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当要求，我相信会批准的。后来经过学校报卫生部获得了批准。按照要求，要经过一年的筹备，第二年才可招生。我们于1988年成立了麻醉学系，于1989年开始招生。
筹备工作是相当艰难的。我们不像徐州医学院那样可以设立单独的各门课程的教研室，我们是老校，系比较多，而且在杭州会议上我就说过麻醉学系是一个短命的专业，对麻醉医师的培养将来还是要走毕业后教育的道路。所以对教研室的设置必须采取另一种模式，既有利于教学资源的利用，也有利于教师以后的发展。我们对临床三门课程建立了“临床麻醉学”教研室，“重症监测治疗与复苏”教研室。“疼痛诊疗学”则由临床麻醉学教研室担任教学。几门专业基础课“麻醉生理学”、“麻醉药理学”、“麻醉解剖学”、“麻醉物理学”都是与相应的教研室合作，由该教研室的教师担任教学或与我们共同完成教学。教学计划是由我们制订的，首先我们制订了一条原则，我们认为，一个麻醉医师必须首先是一位医师，一个好的麻醉医师必须有很广的知识面，做到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开拓进取。所以，在我们的计划中学生要学习的课程与医学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样的，还要加上我们的专业课程。计划制订后，有人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也可以作医师吗！”我们说：“当然，他应该首先是一位医师，而且是广适应的。”
    要进行麻醉学系的教学，教材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徐州医学院的曾因明教授是在我国办五年制麻醉学专业的倡议者。由他牵头来筹划编写我国的第一套麻醉学教材。我们参与了这一过程，在分工时没有人愿意承担“麻醉生理学”的编写任务，因为它太难写了，没有先例可循，在国外也只有供麻醉医师用的生理学。所以我自告奋勇和华西医大的闵龙秋教授一起来承担这本书的编写任务。在讨论这本书的编写计划时可谓煞费苦心，因为我们必须避免与生理学的不必要的重复，必须将麻醉与生理紧密结合，所以我们打破了一般的系统性，选择了一些麻醉医师必须掌握的专题，由麻醉学教师与生理学教师来共同编写，以取长补短。因为单纯由麻醉学教师编写达不到生理学应有的深度，而生理学教师又很不熟悉麻醉的临床。结果这本书就写成了一个麻醉、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的混合物，注意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而缺乏系统性。有人形容它有点像研究生教材。这只是一个尝试，只有在使用后参考反馈的信息再来修订、提高。
不久，我们又受卫生部委托，由我们牵头，邀请有关学校的专家制订了各门课程的“基本要求”。
    在临床麻醉学方面，我们的师资较充裕，教学条件也较好，但在另两门临床课方面我们还亟需建设。为了教学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于1990年开设了疼痛门诊，由我带领几个同志开展了此项工作。当时诊室和治疗室都设在一起，中间用布幔隔开，连器械消毒也要我们操心。我们并积极筹建ICU，我们抽调了一位副教授、三名讲师（内二人为硕士毕业生）参加此项工作，我自己也积极参与。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991年开始收治病人，当时规模较小，只设置了4个床位。
    第一届麻醉学系的学生入校以后，我们去他们的宿舍看望他们，发现绝大多数学生不是第一志愿，对麻醉学是什么感到茫然，对今后的出路忧心忡忡，所以我们和他们谈麻醉学的历史、范围和任务，在医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对病人的意义，国外的情况，发展的前景等等。我们觉得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决不是短短几天的入学教育所可解决的，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我们选派了优秀的年轻教师去做他们的辅导老师，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以亲身的经历去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的疙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情绪逐渐稳定。而在以后的年级中，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是由于第一届学生毕业后获得了很好的工作岗位。随着麻醉学地位的提高，麻醉医师收入的改善，现在麻醉学已经成为热门的专业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卫生部在下拨经费方面作了些改革，意在帮助各部属院校的附属医院有目的的改善设备条件，配置了一些项目，如危重病医学、检验等。每个项目实施几年，卫生部出一定经费，各医院对等出资，共同完成该项目。第一批危重医学项目的设备武装了我们的附二院，第二批则轮到了我院。1992年卫生部要成立一个危重病医学项目的专家组，需要我院派出一名专家，在弄清卫生部的具体要求后，由我参加该项工作。该项目涉及装备麻醉科、麻醉后恢复室（RR或PACU）、重症监测治疗病室（ICU）和急诊科，专家组的组长是谢荣教授，有我和上医、华西的三位麻醉学教授，广州一位心脏起搏专家，西安一位急诊科主任参加。我们的任务是参阅文献和参与投标的厂家报送的资料，列表比较各种相同类型机器、仪器性能的优劣、差异以及性价比，为招标作参考。并参与一些与厂家的谈判。那次工作非常辛苦、紧张。当时各有关医院负责设备的院长也应召到卫生部，我们制定了一个装备的标准，经各院长讨论后均表示同意，以后即按此标准装备各院。我在考虑我院的具体分配情况时，也考虑到内科心血管方面的要求，所以为他们订的监测仪是当时最好的，除可测心排出量外，还可作ST段分析。也考虑到急诊科的需要，除为其装备ICU设备外，把唯一一台可作体外起搏、除颤的除颤起搏仪也分给了急诊科。我们除考虑医疗外，也考虑到教学，所以给每个医院都配备一台麻醉工作站，一台可监测常用呼吸功能指标的呼吸机。那时购电脑很不易，所以又在一台呼吸机上附一个小电脑。这个项目的实施，确实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的设备条件获得了很大的改善，推动了我们的工作。第二年，卫生部又从专家组抽了几个人（我也在其中）组成检查组检查各医院该项目设备的使用情况。因为由司长带队，所以我们也受到“钦差大臣”般的接待。
    谈到疼痛诊治，我想特别谈一下湖南省的第一例吗啡椎管内镇痛，那时我在文献上看到在美国已开始将吗啡用于椎管内镇痛，我在复习了一些文献后很想开展此项工作。刚好有一位省内主要领导在我院住院，要进行一个泌尿系统的手术。手术前他把我找去，对我说：“我现在很忙，你有没有办法让我手术后不痛，让我可以正常地批阅文件？”我告诉他办法倒是有，不过我们还没有用过。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吗啡椎管内镇痛的情况以及有关的并发症。我说：“你术后要放导尿管，排尿应该没有问题。搔痒可以处理，延迟性呼吸抑制可以预防，如果我们用较小剂量当不致发生此种并发症。”我请他考虑一下，如果不同意，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不料他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并且说：“你放心大胆地做吧！”就这样我做了湖南省`第一例吗啡椎管内镇痛，术后第一天我去探视他时他正在批阅文件，并且表示非常满意。事后有人问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敢在这么重要的人身上做第一例？”我说：“我是被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所以才鼓起了勇气。”
    虽然我们很早就进行了零星的疼痛诊治，但直到1990年才真正开展了疼痛诊治。因为是初创，条件很差，几乎没有什么有关的设备。我们只能运用我们已有的经验和技术来开展此项工作，神经阻滞便成为我们治疗的主要手段。例如，各种外周神经阻滞、胸、腰交感神经阻滞、星状神经节阻滞、腹腔神经丛阻滞、三叉神经或半月节阻滞、腰大肌间隙阻滞、椎管内镇痛、肾周围脂肪囊阻滞等等都派上了用场。一些年来，由于全麻数量的增多，这些神经阻滞应用较少，一些年轻医师对之极不熟悉，都是在轮转至疼痛诊疗时才学会这些阻滞的操作的。此外，我们也适当应用针刺和中药。当时全国的疼痛诊治也处于早期的发展过程，毫无规范可言，药物滥用、方法滥用的现象很严重，有的单位甚至把未经证实能否用于神经阻滞或椎管内的药物直接用于人体。甚至把椎管内当作了药物的“下水道”、“垃圾箱”，把各式各样的药都往椎管内送。有的单位的医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疼痛，只要是在硬膜外镇痛能够达到的解剖范围内一律用硬膜外阻滞，可以说是硬膜外阻滞当家。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用药必须简练，必须有根据。我们认为要进行疼痛诊治，首先必须有正确的诊断，采用恰当的方法，否则可能误诊而延误病人的治疗时机。在早期我们就曾遇到过一位病人，是由兄弟科室转来的，诊断是颈椎病。我们询问病史并作体格检查后，也认为可能是颈椎病，但其病情发展迅速，难以排除椎管内有什么问题。当时我院缺乏进一步检查的手段，决定先作治疗试验。经过三次治疗后病情毫无改善，且有加重趋势。于是我们建议病人重回该科看病，商讨可否进一步检查，后来这个病人到北京作了磁共振，证实为脊髓肿瘤，作了手术治疗。在手术前病人已经出现四肢轻瘫。后来病人回到长沙特意来门诊对我们表示感谢。以后我们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疼痛治疗并非毫无风险的，我们强调操作必须轻柔、准确，因为病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必须作好抢救的准备，以防万一。有一次我们为一个肥胖的女病人作硬膜外腔注药治疗。由一位同志操作，我站在病人的对面用手摸着病人的脉搏，硬膜外腔的穿刺非常顺利，在注入试验剂量并进行观察后，操作者将剩余的预计量一次注入了硬脊膜外腔。我突然发现病人脉搏减弱、变慢、神志消失，我发现病人头部俯屈得很厉害，赶快把病人头部向后抬起，病人脉搏逐渐转强，我这才舒了一口气。接着病人苏醒，问：“刚才我怎么一下子睡着了。”很显然，这个病人是因头部过度屈曲，静脉回流受阻，注药过快，颅内压突然升高所致。以后这个病人作硬膜外注药时头部保持正常位，缓慢注药就很顺利了。这件事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训。不仅在小儿作硬膜外时要注意头部不能过度前屈，看来在肥胖者也要注意这一问题。对开展疼痛诊治，我们没有作什么宣传，但由于病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门诊量逐渐增加。在诊治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慢性疼痛患者都是属于低收入家庭，或下岗者。这也就是我一直拒绝参加“知名专家”门诊的原因。慢性疼痛的病因和临床表现是各式各样的，而且常常涉及到某些专科，如风湿科、神经内科、骨科等等。在慢性疼痛诊治中常可发现有些病人已经花费了大量钱财作各式各样的检查（包括磁共振）等，但未查出病因。接诊的医生往往只是考虑本专科的疾病，但不愿作些有关的体格检查。有一位病人即是这种情况，我们检查发现寰枢椎部位有压痛，经过几次注射疼痛就消失了。还有一位某事业单位的“头头”，通过医务部门要我们到他家出诊，他也是久经诊治，不得要领，一检查原来是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我们在他家作了治疗，治疗后疼痛缓解了。我告诉他还要继续治疗，他要我们继续上门服务。我本来对他的盛气凌人特别是他夫人的骄横已觉不堪忍受，但我不能对病人发作。于是我说：“对不起，对慢性疾病我们是从来不出诊的，今天是例外，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继续治疗请到门诊来。”他说：“那我要优先。”我说：“我那里的病人有很多比你重，而且相当一部分病人年纪大，只好按顺序治疗了。如果要先做，只有请你早些来，实在对不起。”这个病人经过一疗程治疗后疼痛消失，未再见来复诊。在诊治中，也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有一个病人是我们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侧腰、臀、大腿疼痛得十分厉害，她哭丧着脸说：“要过年了，看来我这个年是难过了。”从病史、症状看很符合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但就是检查不到典型的压痛点。考虑到临床表现的多样性，尽管一般书上没有提到，我还是决定按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作试验性治疗，效果出奇地好，这个病人至今没有复发。说明病史、症状有时比典型的体征更重要，如果硬套书本，有时是要吃亏的。有一次我们一位医师给一位病人作了骶管内阻滞镇痛，所用药物为0.025%布比卡因与强地松龙的混合液，药物注入后病人竟然出现了双下肢完全不能动弹，平常我们用这种低浓度作椎管内注射，完全是“可行走的硬膜外”，病人行动自如。现在双下肢瘫了，实在匪夷所思。经过观察，发现阻滞平面逐渐降低，我们断定可以恢复，但病人家属仍不相信，砸玻璃、摔东西，我们把病人送到急诊室留观。第二天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病人家属什么费用也没交，半夜偷偷和病人一起溜走了。还有一例类似情况，该病人只用0.05%利多卡因作了一侧股神经阻滞，站起来时该下肢却无力支撑，跪倒在地，我们只得派人送她回家。这两例说明，个体差异实在是一个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疼痛诊治中，我体会到有时很简单的治疗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有一位老太太因为颈部皮肤痛觉过敏，长期不能穿有领子的衣服，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所以她的衣服都是把领子剪掉了的，我们只是给她作了浅颈丛的阻滞治疗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穿衣服了，她十分高兴，真是千恩万谢。还有一位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来自农村，在我们用神经阻滞控制了他的疼痛以后，他说十分感谢我们救了他一条命。我们奇怪地问他为何这样说，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缺医少药，有几个像我这样的病人，都因为不能正常地吃饭，最后饿死了。”这使我们十分震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对农村的缺医少药我又加深了一层认识，尽管我以前多次下过乡，但听到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现在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对疼痛诊治的要求也更迫切了，疼痛诊疗医师的责任和担子也更重了。我曾担任过中华疼痛学会的委员，但没做出什么贡献。我很高兴新人比我强，现在条件在不断改善中，队伍建设也有一定的规模，治疗范围和手段也扩大了。我很希望他们能铸就辉煌，使我们的疼痛诊疗事业不断发展、前进，我也能分享一点他们对成就的喜悦。
    说到建立重症监测治疗病室（ICU），比我当初建立麻醉科还要困难得多。“创业维艰”四个字似乎还难以完全形容，尽管我们建立了湖南省第一个正规的ICU，但能否生存下去，还存在着诸多变数。因为ICU的特殊性在于：①它必须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和治疗设备，能连续监测病人生理功能的瞬时变化和连续变化趋势，并及时作出反应或调整治疗措施；②它必须有高素质的训练有素的和责任心极强的医疗护理队伍，能善于利用仪器的反馈信息和自己的观察采取适时的行动；③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系统中，它必须善于和有关科室协作，有团结和以大局为重的精神；④它必须有不断进取、不断获取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信任危机”，领导不相信我们，有关科室怀疑我们的能力。他们认为：“麻醉医师能有这个能力吗？”领导的不信任、不支持，对ICU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致命的。在我们ICU成立之初，我主持抢救某一个病人，24个昼夜没脱过衣服，每天只能和衣睡2～3个小时。某位更有权威的领导竟然批评写稿报道这件事的人说：“这种抢救只能由内科医师霍外科医师来主持，为什么由一个麻醉科医师来主持？你们这样报道不是丢湖南的人吗？难道湖南有名的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都死光了？”尽管如此，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有充分的自信，也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觉得只要努力，我们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有些我们不太熟悉的知识，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掌握。例如抗生素的合理应用，完全胃肠道外营养、免疫调节等等。我们很少请人会诊，但我们并不拒绝向有经验的人学习，例如与感染科我们就进行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并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实力政策”，“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必须靠我们的实际行动和表现，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承认，“争吵”和“不服气”是没有用的。
    除了“外患”之外，在我们还未站稳脚根的时候，我们也遭遇了“内忧”。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抽调去参加ICU工作的医师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了我和一位讲师，ICU几乎崩溃。在麻醉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顶住了压力，坚持下来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用事实证明了我们是可以胜任的，是值得信任的。我们挽救了不少在过去认为难以救治的病人，特别是在为医院解决了几个难题（所谓“了难”）之后，人们改变了看法，原来坚决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本医院内我们抢救危重病人的水平是最高的。
    发展到现在，ICU在省内已有较高的知名度，在国内也有一席之地，已经是一支经过考验的比较成熟的队伍了。我一贯主张，ICU医师必须掌握必须的诊疗手段，现在在支气管纤维镜的熟练应用、紧急气管造口、血液净化等方面都是由ICU医师自己进行。年轻人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我，我相信他们可以不断取得新的成就。ICU的建立对提高临床麻醉医师的水平也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发现经过ICU轮转的医师在处理病人方面比未经过轮转的要好得多，也降低了麻醉风险。而且ICU可将麻醉中的不足或处理欠妥反馈给麻醉者帮助其改进提高。
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我曾多次向卫生厅领导建议成立质量控制中心，以后一位新任的厅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恰好卫生部又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湖南的质控中心得以应运而生。在建立湖南省的第一批质量控制中心中，经过评比，湖南省麻醉质量控制中心落户在我们科，挂靠在湘雅医院。由谭秀娟教授担任主任委员，我也参与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已退休，在时间上自由一些，可以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批质量控制中心的评比中，ICU质控中心也落户在我们的ICU，我也参与了一些筹划。
    教材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在第二版时我仍担任麻醉生理学的主编这一，谭秀娟担任了麻醉解剖学的主编之一，以后人民卫生出版社要编写面向21世纪教材，所以我们的第三版就成为了面向21世纪麻醉专业教材的第一版，也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一套出版的面向21世纪教材。在这一版中我担任临床麻醉学主编之一，谭秀娟担任麻醉生理学主编之一，我院解剖学的另一位教授担任麻醉解剖学的副主编之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主编的这本临床麻醉学得到大家的认可，2002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2005年被卫生部教材建设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目前，我们麻醉学系仍是全国高等教育学会麻醉学教育分会的副主委单位，在我们科拥有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常委，中国麻醉医师协会常委、全国疼痛学会委员、全国重症医学学会常委以及诸多杂志的编委，栏目编委；我们科是博士学位授予点。麻醉学系的教学排名一直位居前列，2006年评为A2+，排名第二，2007年评为A2+，排名第一。同年《临床麻醉学》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看到年轻人的奋进，确实让人高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我可以就此无憾了。祝福他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盛世当珍惜，高枕岂无忧。”
    我们现在仍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最初是为了推出新人，现在则主要是吸收一点新东西，见见老朋友，如此而已。
    在花甲以后，1996年我参加了我高中毕业50周年的聚会，聚会地点选在重庆，也就是我念高中的地方，发起人提出这是一次“寻根”之旅。这也是我第一次以放松和期待的心情参加的聚会和旅游。过去入川是很困难的，这次我是乘飞机去重庆的，真是“昔云蜀道难，今日天上回。”老同学相见，少不了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也要问寒问暖，谈谈世事沧桑，各自的经历。几分欣喜，几分感慨。五十年后旧地重游，重庆早已“换了人间”，除了保留一些旧地名外，我们已经不认识重庆的街道了。在聚会以前，我们已经委托在重庆的校友在我们原来就读的地方以年级的名义立了一块纪念碑，我们畅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青木关原校址所在地看看。青木关是一个小镇，比我们念书的时候繁华多了，不过还有不少我们念念不忘的小茶馆，看到这些小茶馆就不由地想起当年的情景。青木关有一所中学，我们一行人路过学校门口时，学校负责人主动上前与我们搭讪，并且邀请我们参观他们的学校。待了解我们是中大附中的校友时，他们更是十分热情，并说明这个学校就是由中大附中迁校后留下来的教师办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这批人年纪较大，有的人白发苍苍，不少人挎着相机，重来旧地，以为我们是归国华侨或外藉华人，希望我们能给学校捐献。我们只好说明情况，婉言谢绝。我们登山爬到原校址所在地时，原来的校区已无任何踪迹可寻，已经变为一片良田，只有“石老翁”依然屹立，田边几家农户还记得上辈人说过这里曾有过一所著名的学校。大家对所立纪念碑非常满意，碑体很大气，并刻有铭文，不少人纷纷在碑前摄影留念。从青木关回来途经“歌乐山”时，我不禁想起当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所在地，我们有几位同学因为步行误入禁区，从此就杳无音信。也可能就不自觉地成为了“先烈”。第二天我们去大足参观，大足的石刻是非常著名的，也非常精美，可说是不虚此行。但是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有一处是讲“轮回”和十八层地狱的，人做了坏事就要坠入“畜道”，并在十八层地狱中受到诸般痛苦、酷刑。旁边赫然立着一块标牌，上书“爱国主义道德教育基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扯到一块的。从大足返回后，我们开始顺江东下。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面也为了重温一下学生时代的生活，我们坐了四等舱。女同学睡下铺，男同学睡上铺，这已成了我们年级的天经地义。特殊之处是联系了长江航道局两位老干处的同志陪同我们，作为导游。沿途游览了不少地方，包括将被淹没一半的“丰都”，也特意去游了“小三峡”，“葛洲坝”。船到武汉后，因我们有个同学在水生动物研究所，所以又去看了白鳍豚，然后坐船经岳阳返回。
    “滚滚长江东逝水”，逝者已矣。上面我写了一些或许本不该写的东西，因为一位哲人说过，“如果你不想找麻烦的话，就别写回忆录。”我今年八十一岁，我在七十岁时写过一首歪诗，或许可以描写我的心境。

人生耄耋今不稀，苦恨华年雨凄迷；
有力却道使不得，无助只缘践作泥；
碧山秋云笼夕照，翠竹黄花晚佳期；
身手留作老来试，不待扬鞭自奋蹄。